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道德治理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严重阻滞了乡风文明建设的发展。开展针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道德治理,有助于培育农民道德观念、建立和谐家庭和邻里关系、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推动移风易俗。本文结合当前形势,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现状和成因进行剖析,提出解决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应遵循道德治理的内在要求,通过政府、社会和农民三方合力、协同治理,构建多元治理新格局,探索乡风文明建设道德治理的新路径。     

城镇化视角下的河北农村适龄男青年成婚难问题透析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农村适龄男青年成婚难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进城务工的农村适龄青年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结婚成家"的愿望也随之陷入令人堪忧的窘境;女性青年远嫁条件较好地区,造成本地婚姻资源的大量外流,使男性青年成为婚姻挤压的承担者;留守农村的男性青年为了实现婚姻,又被迫成为新的"婚姻移民"。要正确认识城镇化对农村适龄青年在婚姻方面的影响,在主动顺应城镇化中不断提升自我是农村适龄青年实现婚姻的重要途径。     

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与协调——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国家法与民间法同时存在并引发冲突,尤以婚姻家庭领域为甚。婚姻习俗与制定法发生冲突,使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遭受重创,协调两者冲突尤为关键。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对婚约、彩礼等传统婚姻习俗的存在状态进行考察。婚姻习惯与制定法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譬如婚约的效力、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条件及比例等。在坚持现行法律规定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民事尤其是婚约与彩礼纠纷审判中引入习惯,积极运用习惯解决相关法律纠纷,是解决纠纷、协调冲突的新途径。     

农村地痞恶势力类型、危害及其治理

农村地痞恶势力可分为两类:一为“黑白合流”型,一为本色型。这两类地痞在乡村拉拢腐蚀干部,鱼肉乡民,不仅造成群众对政府疏离,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有关方面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注意团结乡村宗族、宗教及其他弱势群体,容许其处理有关内部事务,并利用它们制约地痞。这样不仅可有效孤立和打击农村黑恶势力,还可促进宗族、宗教等力量与政府的亲和力,大大减少政府的工作量,降低治理成本,从而有利于农村的长治久安。     

流动时代如何破解农村“三留守”的难题

农村“三留守”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独特社会问题，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融人城市直接引起的。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每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约有2．5亿，这些劳动力以男性和青壮年人为主。在这2．5亿背井离乡的“流动大军”背后是大批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儿童和妇女，他们被统称为农村“三留守”。在这个“流动时代”，     

市场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农”问题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难点。农村的市场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础与先决条件，是先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行政府改革是推进农村市场化的关键。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张力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场域的多重变革。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不一致,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运动式治理

“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诞生于西方社会，它代表了当今世界政府管理的潮流。在治理的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政治生态现实，可以发现政府的很多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运动式的治理，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治理。其实，长期以来，运动式治理一直存在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但是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我们尝试提出用横向、纵向的多维视角，来分析运动式治理，以期对其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     

论黔南州上隆茶果场的“产业”移民模式

关注民生、关注“三农”和推动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上隆茶果场“产业式”移民模式从改变农民的生存环境、产业化建设、农村城镇化及农民培训等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旨在对解决贫困地区“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指导。     

从电子政务到治理现代化：国内20年来数字政府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到的1 591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描绘并诠释国内数字政府研究知识图谱，总结我国数字政府研究现状及趋势。从时间维度上看，国内数字政府研究实现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治理，再到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转变，呈现出较为完整且连贯的递进式研究脉络。研究者认为技术将引起政府治理变革，这一点已达成共识，但目前研究较侧重从技术赋能角度概述数字政府对政府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并未切实地以政府治理中的“治理”为研究重心，导致数字政府研究始终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度创新。此外，研究主题要向数据治理及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以顺应政府治理的发展趋势，实现我国数字政府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评述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至今，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理论引进与中国化时期和在城市化进程背景下进行的理论创新。虽然对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向实际，但仍显不足，特别是对当今城市化浪潮中不断产生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关注不够，理论上有着巨大的真空，因此对由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特别是其中聚集大量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构成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更要关注。而这将是我国社区治理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和创新点。     

公共服务方式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包办”型体制,在制约社群协同办“事”的积极性和活力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的治理成本。在当前,应借鉴国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从管治到“善治”的转变。     

怎样应对农村“空心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打工。进城打工既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质量,又解决了城市建设的用工矛盾,为城镇化建设和缩小城乡差距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另一方面,农村出现了更多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农村“空心化”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政府成本论

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 ,政府的活动通常是以“只算政治帐而不算经济帐”为其依据的。但是 ,在市场的意识逐步强化的今天 ,政府是否存在成本问题 ,政府的成本又如何评价等等 ,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从政府成本的基本含义出发 ,探讨了关于政府成本的一些基本问题 ,诸如 :政府成本的构成、影响政府成本的基本因素、政府成本与政府效益的关系以及研究政府成本问题的意义等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营模式问题研究

在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但同时也暴露了诸如举债融资规模膨胀过快、制度缺失、机制运行不够规范等问题。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营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通过对当前主要模式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梳理,基于“多中心场域治理”的理论基础,构建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多中心合作型运营模式”。     

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案例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管理体制也由传统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社区建设成为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点。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和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社区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小社区、大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求，亟需一场“去行政化，归还社区自治功能”的治理变革。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南坪社区治理案例进行初步研究。重庆市南坪通过去行政化，重新定位居委会、街道办与社区公共事务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从而归还社区自治功能。这对推进重庆市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处于探索阶段的南坪去行政化实践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J占、建议。     

论国家政策、村规民约与法律秩序的冲突及融合--对天津基层法院100份宅基地纠纷判决书的法社会学分析

天津宅基地纠纷是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制度变革的背景下涌现的，引发纠纷的既有政府权力主导城镇化建设的外部原因，也有制度建构过程中国家层面“大传统”与乡村社会“小传统”冲突的内在原因。基层法院在社会变迁和法律冲突的背景下扮演的不仅仅是规则的适用者，还是矛盾的化解者，分担着基层治理、乡村建设的职能。在审理宅基地案件时，基层法院除了适用法律规则，还应兼顾实质理性，重点考虑政策，并谋求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合作。     

我国县域农村公共服务变革的模式与路径——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协同学的视角分析，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运动，将使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经历一个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欲克服目前县域农村公共服务中“国家单方供给”的弊端，应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农村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行为，必须完善农村公共决策制度，重塑县域微观组织体制，建设广覆盖的公共财政，启动多中心运作机制，整合网络信息服务技术，创新多渠道的监督体系。     

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协调研究

近年来，由于各种生态问题的频繁发生，生态治理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为全人类所关注。生态治理中由于理性人假设和财权、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成本扩大、政府信誉受到影响和引起政策上的冲突的风险；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中央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和执行力的 求，是政治民主化的 求，是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 求，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科学性的 求； 着力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沟通原则、合作原则、民主原则和责任机制、法制机制、监控机制；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技术路径 着重从基础建设、政务公开、业务电子化几个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