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质、控制人层级与国有企业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

国有企业发挥社会政策工具效应。国有企业在不同类型的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也不同。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方法,检验所有制对企业实际缴费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实际缴费率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在自愿性政策上更大,企业年金缴费率的所有制差距大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所有制差距;国有企业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在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上更大,非国有企业与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缴费率差距大于非国有企业与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缴费率差距。     

信贷歧视、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冲击的视角

通过建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间存在信贷歧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金融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积极性金融冲击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但信贷歧视削弱了积极性金融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忽略信贷歧视评价金融冲击的影响将导致结论偏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由信贷歧视引致的产能过剩问题的影响。结果显示，产能过剩进一步削弱了积极性金融冲击的实际效应，并扩大了其对通胀等名义变量的影响。而二阶矩分析的结果则表明，信贷歧视以及由信贷歧视引致的产能过剩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降低了实际变量的持续性，同时提高了通胀惯性的影响。因此，为有效发挥积极性金融冲击的作用，稳定宏观经济，需要采用相关政策有效缓解信贷歧视以及产能过剩问题。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降低社保费率援企稳岗力度空前

正本刊讯(通讯员廖玲)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健全社会保险促进就业机制,实施阶段性调整或降低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保险缴费比例等措施帮扶企业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减轻企业负担,为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局主要做法:一是落实自治区重点工业园区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调整政策。在2011至2015年间,凡在自治区重点工业园区内符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四重逻辑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住房供给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基于供给侧的货币政策调控是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的核心内容。货币政策通过调控“银根”进而影响企业的住房供给行为，但不同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具有异质性且存在区域差异。“强者恒强”和“船大好挡浪，浪大造大船”的政策效应以及“波动型”货币政策调控削弱了政策的调控效果。基于此，可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需要做到供需兼顾，强化货币政策对供给侧的调控；因城施策和分类指导，畅通货币政策调控的传导路径；落实多主体供给，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多元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何以从引导转向强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了从自愿性和混合性过渡到强制性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工具的转变是由政治、财政、管理和技术四个维度的因素驱动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能型政府”的重现,而是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民关系的平等性这两大特征,凸显了强制性工具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不断优化的政策执行模式。     

论“直接登记的四类社会组织”的类别界定

“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这四类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管理政策已在全国推行，但对其内涵和外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不利于当前社会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的开展和直接登记政策的推行。通过对照国内外社会组织的基本分类体系中采用的主要依据，按照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现状来设置直接登记社会组织的分类原则，归纳关键特征来区分“直接登记的四类社会组织”的边界，是为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理论研究的补充，益于直接登记工作的推进。     

高管在职消费与产品市场竞争的公司治理效应：替代还是互补？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高管在职消费隐性激励机制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监督机制之间关于公司治理效应的相互关系。基于此，文章首先将产品市场竞争引入管理层在职消费问题的理论框架中，推导发现无论是在纯寡头亦或混合寡头市场结构中，高管在职消费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公司治理效应均存在明显的替代性。其次，文章选择2003—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在职消费与产品市场竞争均能有效提升公司绩效，并且这两种机制间的公司治理效应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结论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均成立，但仅存在于低薪酬和小规模企业中。最后通过机理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机制主要通过信息冲突效应、市场掠夺风险效应、竞争淘汰效应三个路径弱化在职消费的激励效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公司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持。     

民族地区新农保个人参保行为和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西的调查

本文以广西14个试点县28个村庄的873份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民族地区新农保个人参保行为和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参保现状方面，民族地区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意愿强烈，但参保率和参保水平较低；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显著相关，但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参保意愿和参保水平不相关。在参保影响因素方面，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制度认知、制度评价对农民的参保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人参保经历、子女文化程度、政策了解度和安全性评价具有正向影响，个人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理想的缴费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家庭特征、制度认知和制度评价对农民的参保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而个体特征没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承包意愿、主观生活水平、政策了解度、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理想的缴费年龄具有负向影响；本研究的其他变量，包括地区、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外出打工经历、城市生活意愿、田地数、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支出等对参保行为和水平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完善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宣传、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投入力度的政策建议。     

环境治理中的国有企业与政府互动模式研究——基于S市的调查

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环境治理的关键之一。国有企业作为各级政府环境政策的主要承接者,其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但目前学界对此研究相对较为缺乏。通过论述华北地区S市L热电厂在建立与运行过程中在环保方面的举措以及与各级政府部门的互动,发现对国有企业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则可以归结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变量、以及政府自身的制度变量两个层次;由此产生了不予理睬、利益疏通、正式沟通与按章办事四种不同表现。国有企业的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政府所塑造的,政府若要改善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还需从自身做起,进行制度与政策变革。     

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一个准自然实验

基于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在各省份取得的效果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设计，为理解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社会政治价值感知的变动逻辑提供了窗口。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实证考察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群体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腐败治理显著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反腐败力度越大，对民众政治信任的促增效用越强；（2）群体差异性检验发现，腐败治理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政治信任，但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微弱。上述研究发现表明，腐败治理对政治心理产生了积极效应，夯实了国家治理的民众政治信任基础。而且，腐败治理不仅能够在整体层面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还可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政治信任差距。因此，实务工作层面，应着力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关注腐败治理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财政投入分析

根据“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组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四个城市2617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结合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现状和需求，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财政投入进行了测算，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在分析提供了以政府在社保缴费收入中不同责任而划分的三种缴费方案的测算数据基础上，希望建立一种覆盖全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在制度设计上提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便携性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城乡接续问题。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和学生欠费问题研究

国家新资助政策的五项主要资助内容，对高校学生欠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使其出现了新特点。该政策对解决高校学生欠费问题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大；保障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高校实行多元混合资助。资助新政策下解决学生欠费问题，应采取如下对策：完善学校内部收费制度，严格学校缴费管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遏制学生恶意欠费情况；各高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资助政策，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困渠道通畅。     

转型期的民众社会保险认知与评价——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的分析

就福利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对社会保险互惠属性的认知是其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利用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搜集了新浪微博上有关社会保险的讨论帖子,利用主题分析、语义网络、情感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方法,考察了民众当前对社会保险的认知和评价。结果发现,社会保险议题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其保险属性和再分配属性受关注较多、而互惠属性则关注较少;民众社会保险情感与政府政策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社会保险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引导民众对社会保险互惠与社会团结属性的认识。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策工具的特征及选择,而不同的政策工具则反映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随着政策网络的改变而变化。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管制类工具,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则实施以经济激励类工具为主,辅以信息传递类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需要对政策工具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并适时创新。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案例研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在上海正式实施,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以及其可行性受哪些条件的制约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使用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在借鉴国内外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这一特定主题可概括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强制性工具在垃圾分类中的适用性由地方政府和政策网络两组变量决定,其中前者包括地方政府能力和政策营销两部分,后者则由网络规模、网络的开放度、权力关系、凝聚性和连接性等五个具体变量组成。通过对江西省东阳乡和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两地的垃圾分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能力是"强制"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能力强且政策网络适宜时可适用"强制";地方政府能力强但政策网络不适宜时,通过良好的政策营销可以减少来自政策网络的阻力,进而使"强制分类"可行。除本文探讨的主题外,社会治理与垃圾强制分类、差异化的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营销重塑政策网络等问题都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公共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研究——基于31省级、38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分析

作为一项关涉社会民生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纷纷落地。以政策扩散为理论视角,对我国31个省级、38个地级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演进体现出如下运行机理:在时间维度上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随时间变动呈现S型扩散曲线,目前处于曲线第二阶段,即快速增长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邻近效应,同区域内政策先行地区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在具体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垂直影响,包括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和自下而上的吸纳扩散两种模式;在主要内容上呈现出效仿与创新失衡,以简单效仿为主,政策创新性不足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历时多年,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遮掩效应与中介效应:户籍分割与地方城市政府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

长期以来,户籍分割的经济、社会后果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政治影响却被普遍忽视了。本文试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考察户籍分割对城市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中间作用机制。基于全国7省13市(区)问卷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户籍分割与城市政府信任之间存在"遮掩效应"和"中介效应"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职业地位、家庭年收入和主观政府绩效评价等制度绩效变量的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而不是中介效应,控制这三个变量会显著扩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城市政府信任度差异;而正式组织活动参与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等社会资本变量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亦即提高农民工的正式组织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率,有助于缩小两者的城市政府信任度。针对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基层干部“伪忙碌”：内涵、症结与纾解——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分析

政策落实的成效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基层干部的行政行动是影响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基层干部行动呈现出“伪忙碌”的状态,即基层干部表面上看起来很忙碌,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行动效果。这一状态不仅背离了基层干部的行政责任,也削弱了政策效能并影响着基层行政生态。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建构“行政环境—行政者—行政风格—行政责任”四维分析框架,结合实践调研发现,基层干部“伪忙碌”的症结在于复杂环境加压下行政行动者实际角色边界泛化,进而导致行政风格“潜在异变”,使其间歇遗忘自身行政责任。要纾解基层干部“伪忙碌”现象,就必须从结构优化、角色定位、行动重塑、伦理规制等方面入手,加强对基层干部行政行动偏差的矫正,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政策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