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一元论与专门矫治教育的完善

新旧违法一元论主张无责之人无损规范期望稳定性或不具有接受规范的能力,而对违法与责任进行一体化理解,无责之人实施刑法上的行为应归属于警察法调整的范畴,而非刑法。我国近些年来的指导性案例则是将无责之人刑法上的行为纳入犯罪成立的判断过程以及强制医疗矫治型保安处分程序化,专门矫治教育虽取代调整收容教养,但本质上依然为行政措施,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公安机关对流窜作案的无责之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于法无据、教育行政管理权过大等问题。为此,专门矫治教育案件应当被纳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实现专门矫治教育司法化。     

专门教育制度的基本原理及完善策略

作为工读教育制度和收容教养制度的立法换代,专门教育制度的基本原理亟待系统深入探究。作为保护处分措施的专门教育,是一种针对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专门机构性、非处罚性的特别处遇措施,是少年不良行为分级处遇制度体系的关键一环和敏感地带,其法律属性应明确为一种特殊的国家监护制度。专门教育制度亟待完善,可从宏观层面调整基本理念及明确制度属性,从中观层面补足制度缺陷及优化制度安排,从微观层面完善制度细节及增益实践操作。     

关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

《违法行为矫治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立法计划,全国人大法工委今年4月将首次将《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意味着我国劳教制度将面临重大的变革。近年来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改革劳教制度的呼声日趋高涨,在去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共有12名代表提出4件议案建议制定劳动教养法。“违法行为矫治法”的草案即将提交审议,这也是最高立法机关顺应民意和司法规律作出的科学的立法决策。被老百姓俗称为“二劳改”的劳教制度,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建立的。1979年全国…     

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罪错未成年人矫治合作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加强与专门学校的工作衔接,针对专门学校数量少、收治标准模糊、入学程序障碍等现实困境,应立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以法治的思维和工作方法,充分履行检察职能,通过推进建章立制,搭建预防矫治体系,推动与专门学校共同构建此类罪错未成年人矫治工作的长效衔接机制,以更好地教育和挽救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或涉罪的未成年人,践行未成年人检察办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工作原则,维护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实现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之下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基于教育矫治的功能,将社区矫正对象扩大到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之下的行为人,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教育矫治,无论从有效控制犯罪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还是从优化司法资源和保障人权的视角,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之下的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     

对发展与完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思考

我国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迅速发展的同时,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与不足,如罪犯心理矫治的难点问题、工作保障问题、督导问题、工作中的侵权问题、发展趋势问题等等,本文对此做了一些前瞻性思考,提出个人观点并予以论证,以期促进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健康发展。     

关于劳教执行制度改革与教育矫治相衔接的有关问题的思考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2005年立法规划,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将要继承、改革、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从而使职能部门依法高效地处理社会治安问题,更好地保障教育矫治对象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近年来,劳教执行制度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着与教育矫治要求不相适应的现象。其中劳教人员的权益保障不充分,劳教民警的执法行为不规范,教育的内容和手段不科学,劳动生产的目的不纯正、重生产、轻教育或以生产代管教等问题是制约劳教制度改革的瓶颈。笔者从实务的角度,对劳动教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     

我国现行连续罚制度之检讨——基于行政法体系与规范本质的思考

近年来,连续罚得到学界的普遍赞扬,而地方与部门立法与执法也勇于实践。但是,现行连续罚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实还有需要探讨的空间。从合法性上说,连续罚有违背《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嫌疑;从定位上说,连续罚是定位为秩序罚还是执行罚,还有一些争议;从合理性上说,现行连续罚制度设计较为粗糙,需要改进。     

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创新中的检察监督

在我国已运行了50余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预防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完善，其中一些制度性缺陷日渐凸显，已不完全适应当前法治建设的需要。近年来，违法行为矫治法先后被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规划，     

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及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制定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经历了56年的历程,每一个发展历程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色。进入21世纪之后,劳教制度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愈加尴尬。于是,劳教制度的废与存问题摆在了我国立法机关和学术界、实务界面前。终于,全国人大宣布,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取代劳教制度。然而,立法仍然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思考

对单位犯罪适用双罚制和单罚制均存在很多问题。双罚制已经成为为有关人员开脱或者减轻罪责的重要手段,而单罚制是否处罚单位犯罪的方法值得商榷。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将对单位的处罚与对单位内部结构进行干涉结合起来进行,因此,建立对单位内部结构进行干涉的单位犯罪处罚制度应成为我国未来处罚单位犯罪的发展方向。     

教育矫治创新与发展的理性思考

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在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创立、恢复发展和改革等几个重要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突出“教育、感化、挽救”的职能,教育挽救了一大批严重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绝大部分人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体现了预防犯罪的宗旨和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法制原则,有效发挥了该项法律制度对特殊人群教育矫治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期盼已久的劳动教养法律即将出台,新的法律制度在全面总结劳动教养几十年来积累、总结、发展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从依法治国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尊重和保护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制定符合…     

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单位犯罪适用＂双罚制＂和＂单罚制＂均存在很多问题。＂双罚制＂已经成为为有关人员开脱或者减轻罪责的重要手段,而＂单罚制＂是否处罚单位犯罪的方法值得商榷,其违反了近代刑法确立的个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抑制单位犯罪的效果也值得怀疑。     

“首次不罚”制度的法理思考——兼谈行政执法方式的完善

“首次不罚”制度得以合理存在的界域主要是制度实施的必要性与目的设定方面,其实质是将法律赋予执法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主动降低为零,但制度本身设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降低了执法主体的权威性,打破了法律上的平衡,并存在逆向选择的危险,其预期效果并不理想。只有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坚持执法的原则性,讲究执法的艺术性,增加执法的服务性,方能达致“首次不罚”制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有机结合,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     

未成年犯艺术矫治的实践与思考

艺术矫治对未成年犯改造具有独特的作用，它能调节未成年犯的情绪，转移未成年犯的兴奋中心，使未成年犯安于改造，从而获得良好的改造秩序。艺术矫治还能抑制未成年犯不良的认知和心态，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够矫正未成年犯的不良品行，培养健全的人格；使未成年犯学到一技之长，提高综合素质，为其将来回归社会打好基础。     

关于建立专门型公诉人审查反渎案件制度的思考

专门型公诉人审查反渎案件制度有利于破解反渎查案难点、提高公诉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运作方式包括引导反渎部门规范收集证据,建立例会和专题会制度以及办案互推联动等。     

矫治“危险儿童”应有完善制度——重庆“摔婴女童”引发的制度思考

2013年12月7日,一度离开重庆暂避新疆库尔勒的“重庆摔婴女童”母亲,迫于舆论压力带着女童再度回到内地。目前,“女童摔婴”事件的舆论关注度仍然很高,除了要求女孩父母道歉,舆论同时质疑为何未对其采取任何必要措施。对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应该建立怎样的教育、引导和防范机制？     

关于《刑法》第十七条的审思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17条的修订无疑开启了刑事责任年龄的新纪元,但就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以及"情节恶劣""专门矫治教育"等法律规范在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与适用性,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思考。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具备固有特性,就目前争议最大的刑事责任年龄、专门矫治教育和情节恶劣认定标准问题进行审思探讨过程中,必须立足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借鉴域外相关法律制度,遵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与社会多元文化价值需求,确立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作为贯穿于司法实践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科学性与操作性的建议,方可有望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促进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