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与推进性别公正

改革开放30年来,女性在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建设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是目前我党我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女性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性别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内容,性别公平则是性别和谐的基本要求.基于两性特点的性别公正比简单的性别平等要求更高,性别公正政策比性别平等政策对性别关系的调整也更积极.因此,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性别公正机制:在认识层面上树立性别意识;在决策层面上确立性别主流化;在评价层面上构建性别指标;在操作层面上制订实施细则.     

迈向性别正义的社会契约:夫妻财产契约——从契约的身份及其缔约能力说起

契约作为男女两性关系调节的一种模式,体现了性别正义的两性平等观.夫妻财产契约力求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解决两性在婚前、婚后甚至婚姻解除时的财产权利义务,尊重了两性间的人格尊严,体现了性别关怀的旨要.通过对财产契约的身份、缔约能力的考察,以期实现契约正义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变,从而达到两性间的实质正义.     

马克思文化理想与社会性别视角的当代解读

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核心价值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价值要求。马克思的社会性别意识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类意识,这应该是理解先进性别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之点。从中我们可以反观世界与中国的更深层面的变化及发展要求。     

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的性别文化主流是进步的,但同时又体现出多样性、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性别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加强先进怀别文化建设.需要把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着力提高法律与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真正建立起相应的反歧视、反不平等机制.     

论社会主义性别平等制度的构建与创新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根据地建立的性别平等政策奠定了社会主义性别平等制度的基础;新中国男女平等政策与法律的颁布,建构起了社会主义性别平等制度的内涵;1995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和贯彻,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性别平等制度.     

迟滞与觉醒——论当代女工形象的性别书写

当代女工形象的性别书写大致可以分为压抑期、萌芽期、生长期三个阶段,人物形象的特征及作家写作立场的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女工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认知与想象.当代女工形象的性别书写对于工人形象的丰富和深化,以及女性文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西周至春秋中晚期"士"的社会身份之发展演变--兼论《诗经》中士的生存状态

早期“士”首先由殷周之际较有权势的上层贵族,一变而成为周代礼乐制度规定下的低级贵族。同时,随着作为礼乐制度核心的宗法世袭制的动摇和封建制的逐渐崩溃。这一阶层在春秋中叶以后再次发生蜕变,并渐与庶人合流,形成一个新兴阶层。并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最终促进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成。     

女性主义与性别建构——都市网络言情小说的社会学解读

言情小说在文化市场上一直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传播力的通俗作品,网络的出现更是推动了言情小说的发展．而都市网络言情小说是近几年来最为流行的类型之一,也更好地反映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女性创作者的大量出现也使得都市网络言情开始表达女性的主体意识、塑造女性的新形象、突破女性神话的束缚．女性主义借助小说的平台开始反映．但是现阶段女性主义在小说中的表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更好的摆脱男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是女性主义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性别平等与和谐发展机制的构建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注重男女公平、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需要构建一种社会主义性别平等与和谐发展的机制,使社会主义的性别关系最终实现和谐发展.其中,完善社会和谐运行机制是构建性别平等与和谐发展机制的条件,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构建性别平等与和谐发展机制的关键,开掘和确立女性主体性是构建性别平等与和谐发展机制的基础.     

共犯与身份问题初探——兼与日本刑法之比较

日本刑法65条对共犯与身份作了规定,我国刑法总则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日本刑法65条同时体现了"身份的连带作用"和"身份的个别作用"这一对看似矛盾的概念,而从共同犯罪的本质出发,也没有办法解决。只能从违法身份的连带作用和责任身份的个别作用这个角度,来消除这个矛盾。     

藏传佛教与藏民社会身份探析——以藏族成员社会身份构建为例

社会身份可以衡量个体或者群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政治身份是社会身份的核心,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政治倾向和社会行为准则。藏传佛教与藏民族成员社会身份的嫁接规律即为藏传佛教通过藏民族文化影响着藏民族成员自我政治身份的界定。通过了解这个嫁接规律可以更好地引导藏民族成员构建符合民族发展利益的社会身份。     

身份犯之正犯认定的透析与批判

无身份者究竟能否成立身份犯之正犯,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学理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与折中说。肯定说与折中说存在诸多问题,不应被视为正确的解决路径;而否定说尽管在结论上是正确的,即无身份者绝对无法成立身份犯之正犯,但是该学说难以解决行为因素在复行为犯领域的障碍。因此,必须对否定说进行修正,即无身份者之所以不能成立身份犯之正犯,原因并不在于实行行为属于身份犯所独有,而在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在实质的不法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不得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和与他人建设一个共同世界的积极义务。     

试析村土地承包权与村民身份相分离之必要性

目前 ,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的土地承包权与该村的村民身份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既使村民仅凭其身份便可享受到特殊福利 ,其实际上背离了市场经济社会所应遵循的公平原则 ,又导致农村土地难以做到物尽其用 ,农民难以走向富裕 ,村土地集体所有者的利益难以实现最大化。因此 ,实现村土地承包权和村民身份的分离具有必要性。     

性别视角与田野文本之社会学意义的提炼

成长、生活于乡土社区中的普通农村妇女的行为值得关注,她们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清晰和理性的认知,存在将社区中的性别不平等不加任何批判地作为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而接受的现象,因此在考察妇女的性别视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否涵盖了各社会组成的妇女”及“有无出现话语权倾斜的现象”这两种情况,从而将普通妇女中存在的男权主义的性别视角纳入我们关注的范围,并在田野调查中以此来分析普通妇女话语背后的社会学意义。调查案例也说明了在乡土社区中“家本位”文化仍具有某种普适性,而普通妇女其依女性主义性别视角所言的那种自主性的获得,则需要若干前提。     

“穷游”消费与青年身份构建的质性研究

在青年群体中盛行的“穷游”之风,在当代已经演进成一股青年亚文化浪潮,因此,站在消费主义的视角下,考察青年“穷游”的消费行为特征,以及他们如何通过“穷游”消费为自己构建起一个“穷游”亚文化青年群体形象及认同显得极为重要.研究中,逃离型、寻找型、拮据型青年穷游者的画像标示着“穷游”一族青年个体的崛起和抵抗,他们通过去传统化的旅游消费形式,以及技术工具符号性的呈现,实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价值传递,但同时也不免走向“拜物”、“自恋”、“摆设”、“异化”等局限.     

中外女性主义法学之差异的性别平等——理论优势与现实障碍

女性主义法学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和"平等"脱不开关系.自清末以来,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随着其他的现代性思想一同被引入中国.时至今日,我国的女性主义法学在历经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已然具备了某些"中国特色".然而,作为女性主义法学的核心之一,性别平等话题始终处于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总的...     

犯罪构成体系在共犯领域之检验——从“共犯与身份”视角展开

四要件体系的整体性和一次性特征,一方面导致无谓地追求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同一罪名,另一方面无法解决无身份者利用不知情的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案件。而阶层式体系认为共犯的罪名可以保持独立性,“犯罪”概念可以阶层式理解。四要件体系用“主观”、“客观”范畴来构建犯罪论体系,导致无法解决共犯与消极身份的问题。阶层式体系认为共犯本质上是违法阶层的一种特殊形态,违法具有连带性,责任具有个别性。基于此,共犯与身份的若干问题便可得到妥当解决。     

泛北极共同体的设想与中国身份的塑造——一种建构主义的解读

泛北极共同体作为一种超越北极地区、民族和国家疆域的组织形态,内含包容、开放的特性,可以为摆脱现有的北极治理困境提供新的出路,也能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身份创造更有利的塑造空间。温特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国际体系文化建构而成的。契合人类未来发展的康德文化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身份的塑造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从现实来看,这种身份的塑造又将受制于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唯有从自我和他者两个方面着眼,才能有力地建构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国家身份,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对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一种文化解读

对女性性别魅力的极力张扬是当今中国大陆女性小说的一大特征,它分为故事型小说的外视角"客观结撰"与自叙型小说的内视角"自我剖白"两种表现形态.然而这种在性别魅力彰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体"地位在遭遇消费性文学接受潮流时,则陷入了无以摆脱的悖论之境.     

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会立时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回应,遂成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今天的大众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为中心,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隐蔽地对外传播深藏于其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地缘政治功能,重视大众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