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问题——以D县为例

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民息息相关,美丽乡村政策的落实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必须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本文以S省D县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为例,发现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主体性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决策层面参与度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积极性不足、农民主体的创造性不足、农民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不足等。需要从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教育引导、强化组织保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促进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发挥。     

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提升——基于角色互动理论的Y村案例分析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应提升农民主体性。本文基于过程角色理论,以角色互动为分析工具,提出了“乡村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农民角色转型模型,通过对Y村的单案例探索式分析,本文认为,在乡村精英与农民互动的角色实践中:精英的综合刺激激发了农民初期的自主性;随着精英对产业化、合作化的推动,农民角色参与的程度深化、范围广化,角色认同增加,农民的主动性得到提升;精英对村庄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规范着农民的角色转型行为,强化了农民的受动性。农民角色转型既是主体性问题的分析工具,也是农民主体性得以提升的关键。国家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应着力推动农民角色转型,以提升农民主体性。     

乡村性的流失与重塑——基于空间、产业和身份的视角

乡村性伴随着乡村本质的理论反思,以空间、产业和身份三要素的扩展为表征,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交织中动态演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市场共同展开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形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对新时代乡村性的理解的一些偏误,产生了脱离乡村尺度对乡村进行主观构建和想象强加的系列行为,带来了乡村空间建设失真、产业利益分配错位以及乡村主体权利缺失的新困境,乡村性在积极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反而进一步流失。乡村性概念的重塑,纠正了乡村建设中乡村“他者”对乡村社会的叙事偏差,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而兴”的根本性追问,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数字乡村建设何以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于甘肃G县实践的个案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建设美丽数字乡村和培养农民责任意识，进而为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创造良好时代契机。如何利用这一契机解决好当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行动意愿不足与农村建设责任淡化等问题，成为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议题。在厘定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本概念及其基本表征、主要类型基础上，阐释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并引入甘肃G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个案，分析其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聚合力与张力，从而得出研究主题的相关结论，为我国建设数字乡村和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参考。     

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基于善治的视角分析

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民权益是现代乡村治理最为基础、最为现实的目标。话语权作为农民的首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有效行使,其缺失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农民组织的体制性缺失、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方面,应从培养农民进行话语权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平等的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提高农民话语权表达的诉求能力和整体效能、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的影响力方面保障农民话语权,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并走向乡村善治。     

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析论 ——基于文化主体性的视角

由于历史传统、文化差异,各国政治发展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中国而言,文化主体性视角下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最高政治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根本原则;中国国情特殊性是推进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其历史逻辑。     

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 ——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

农民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推进乡村善治的有效主体。基于赣南村庄的考察发现,村庄存在着一大批中坚农民群体,构成村庄治理场域下的中坚力量,但只有少量的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可以极大地推进乡村治理。治理型中坚农民是植根于乡村社会内部,并在村庄治理场域中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性、较强的参与能力性的积极可为型中坚农民。在包容性的村治环境下,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以个体性参与引领和激活其他在村农民群体的整体性公共参与,以其高质量的参与能力增进村庄治理的系统性能力,在促进农民自组织化中重塑和凝聚村庄公共性,通过形成正向的、积极的公共行动来改善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在实践中,治理型中坚农民在村庄中普遍存在,要注意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将其吸纳到乡村治理内核场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治理优势和治理能力,从乡村社会内部探索出一条具有持久活力的乡村善治之路。     

打造乡村旅游的新模式——对桂阳县现代生态农庄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回归大自然的乡村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旅游消遣的时尚之选,现代生态农庄则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平台。由所处的自然人文资源、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决定,湖南省桂阳县发展现代生态农庄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形成了城市近效的依托模式,但也存在思想较模糊、发展盲目、活动特色不够、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包括增强认识、统筹规划、突出特色、改善环境等,以推动其又好又快发展,使之成为城市近郊依托模式的典范。     

乡村文化网络、权力消解与乡村治理——基于农村两工制度底层实践的调查

农村税费改革前,两工制度是为解决后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而创制。这种计划式、指令性的劳动力利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催生的农民自由和权利相违背。农民选择"弱者的武器"消极怠工,以农村人情活动来消解村干部的监管权力。农民在面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制度时会选择依靠传统文化网络,自下而上地来消解村干部权力,其行动逻辑是道义与理性的结合,以低成本实现对制度的抗争。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山东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滨城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不是孤立地发展乡村,而通过融合机制的选择,推动城市和乡村同时发展,达到城乡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目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而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作,需要多方面着手、多角度努力。基于此,分析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联系,找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探索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以期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     

论中国当代乡村文化的发展困境与对策——基于传统文化衰落的视角

文化是乡村建设的软动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切入点。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我国乡村文化的现实困境,通过保护传统文化、加大人才支持和走产业化道路几个方面来解决现有问题,为实现乡村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路径选择——基于贵州M村的案例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驻村帮扶面临的情境已经从脱贫攻坚时期的“扶贫”情境转向乡村振兴阶段的“振兴”情境。聚焦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在已有嵌入式帮扶理论基础上,援引赋能理论提出“嵌入—赋能”分析框架,并基于贵州M村的实践案例,可以发现：以形成内外合力为主线,以促进村庄的新内生发展为导向,强化外部的制度嵌入、资本嵌入、观念嵌入与内生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主体赋能之间的有效联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可靠路径。从动态递进的视角,构造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理想进路需要实现融入逻辑、激活逻辑、自主逻辑的紧密衔接,以外部力量的有效融入为前提,以外力驱动的内生激活为关键,以内生力量的自主本位为归属。     

农民职业转向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问题缘起、现实审思与路径选择——基于S省N村的考察

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由农村劳动力价值萎缩、农村社会结构性力量弱化、多元价值观渗透与蔓延而带来的职业转向已然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趋势。农民职业选择面向的外倾,对乡村文化振兴带来诸多影响,农耕文明趋于崩解、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断裂、传统礼俗秩序式微,进一步动摇了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根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回归农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客观认识乡村文化振兴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发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行性、创造乡村社会新的现代性农民职业。     

慈善环境评价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视角

慈善环境优化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如何全面准确评价慈善环境是优化慈善环境的重要基础。参考营商环境提出营善环境概念内涵,并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剖析构建慈善生态系统对慈善环境评价的重要价值,通过梳理和比较全球公益慈善环境指数、好公益指数、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中国慈善政策进步指数等国内外慈善环境评价体系,发现其既共同的评价取向,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营善环境评价、加强营善环境建设的相关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社集体：实践境遇与再造路径——治理视角下对四类发展典型村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需要重新审视村社集体的内涵与外延,并注重村社集体系统功能的塑造与发挥。本文以“资源密集-社会团结度”为依据划分出四类发展典型村,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和类型比较揭示村社集体功能发挥的实践境遇及其塑造机制。研究发现：村社集体发挥着重要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并分别以利益连带机制、权利义务连带机制与情感连带机制为功能实现机制;村社集体面临着“被架空”、“被消解”、“被利用”和“被动员”等现实境遇,制约了其功能发挥;单向度强调集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并不足以改变村社集体境遇,反而给精英俘获等现象存续提供空间,难以实现对“内卷化”困局的突破。在强调集体经济壮大的同时,在农民组织化、公共规则培植和村落共同体涵育等方面的整体性理论关照和制度设置应成为村社集体再造的重点。研究结论为在顶层设计层面审视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村社集体再造提供了方向性参考。     

农民分化、社会互动与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决策机制研究——基于3县6社358户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来自3个县市6个合作社空间覆盖范围内358个农户的问卷调查资料,以实证检验农民分化与社会互动对农户参与合作社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确实存在着农户从入社意愿向入社行为转换的障碍,二者之间的数量差异占样本农户的比例高达36.9%。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民分化会通过信息的传播及农户对信息的占有差异而对他们参与合作社的入社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社会互动会通过村域交往促进信息的传播,增进农户对合作社法律法规、政府政策及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有助于更多的农户采取入社决策行为。整体来看,农户对合作社信息掌握情况对他们最终是否采取入社决策行为产生关键作用。因此,着力填补不同阶层以及具有不同资源禀赋条件的农民之间的知识鸿沟对当前农民合作社不断扩增社员规模、提升合作水平、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