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内容结构与建构理路

对党的自我革命而言，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相辅相成，但四者的内在要求、价值目标、制度规范体系有一定差异。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立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内容、时代要求与价值目标来建构。从根本上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也具有内在的层级性与结构性，应该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统领、呈现出“1+4”的基本框架，即围绕民主集中制制度体系，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制度规范体系等四大“子系统”相辅相成；依此为基本框架，各种具体党内规范形式与重要制度、具体制度交织，共同构成“网格化”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坚持系统性、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围绕“权力—责任—能力—绩效”与“权力—监督—执纪—问责”一体两面来建章立制，既要补齐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各项短板、推动各项制度规范体系的衔接与协调，也要有效释放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优势与效能。     

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行动者网络及其制度化研究

作为资源下乡的重要实践载体,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围绕行政权力、资本和私人关系等,形成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行动者网络;竞争性扶贫项目的基层运作过程是否规范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下乡“最后一公里”的公平正义实现效果。行政吸纳型、资本注入型和“权力—资本”互动型三种竞争性扶贫项目行动者网络在基层运作的去制度化现象,迫切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统领,揭示和探索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行动者网络的制度化逻辑与路径;在为多元行动主体提供制度规范框架的同时,要兼顾多元主体的行动自主性,为维护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公平正义提供制度条件与主体基础。     

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下社区居民沟通理性的建构与反思——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视域

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是人类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方面。危机下的社会失序使社区居民主体的交往呈现出非规范性博弈，表征为对制度团结的认同危机、技术嵌入的行为失范、符号互动的信息错位和交往沟通的合作拒斥。危机通过技术范式的建构、合作安全的控制、合法规则的适应和社会整合的重构得以控制，社会回归新的有机团结，社区居民主体走出交往异化的困境，实现沟通理性、重塑社会秩序和“生活世界”。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重要路径。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制度文本分析框架及制度绩效的文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个大气污染治理法规政策的内容分析

制度文本分析是制度分析理论仍需深入探讨的重要内容。文章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47个大气污染治理法规政策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制度文本的不同层次及制度绩效的文本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三层次分析框架(自上而下为理念规划层、基本制度层和操作实施层)是分析我国制度文本的有效框架,且三层次内容都显著影响制度绩效;高制度绩效受九个文本因素的影响,即制度理念强调可持续性发展、制度目标主张分阶段实现、制度范围注重重点地域或行业的先行试点、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专业化、治理工具标准化和多样化、治理客体类型明确化和量化、行为策略以经济技术手段和重视宣传教育为主、监督方式以加强运用监测设施为主、保障措施以加大惩罚力度为主。     

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及其协调性--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发展养老产业是应对未来深度老龄化的重要国家战略。聚焦养老产业政策体系,构建其协调性分析框架,选取调查2006—2018年中央、陕西省及安康市的资料,分析国家、省、市三级层面现行养老产业政策文本,应用MAXQDA软件对其进行编码,采用文本内容分析、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养老产业政策层级、政策发展历程、政策主体、政策效力、政策专项性、政策内容等进行双维协调性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之间政策联系紧密,涉及的政策各要素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纵向、横向维度中的不协调因素。应通过丰富养老产业政策类型与内容、优化体系结构、加强相关部门合作等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养老产业政策体系的协调性,为推动养老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加强内控制度检查 确保储汇资金安全

本文从内控制度在邮储资金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入手，详细分析了储汇专业对操作层、监控层、决策层内控制度检查的内容，并列举了储汇专业内控制度检查的常规方法，如：现场突击检查方法、查阅分析法、调查询问法。     

政府权力清单法治化探析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涉及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如果偏离法治层面,就难以规避不当权力的发生。在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实施过程中,为有效解决现实存在的权力清单法律属性不明、具体内容多样、梳理依据混乱、权力配置失范、梳理程序欠缺等问题,亟须对权力清单的表现形式、规范内容、制定主体、权力配置等方面实行法治化,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范畴体系的建构与展开

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的知识建制和社会建制已初步形成,但范畴体系的建构还比较薄弱,亟待深入研究。纪检监察权力以其明确性、涵盖性与逻辑性成为纪检监察学的基石范畴,对纪检监察权力的主体、客体、手段、依据、价值这几个方面进行归类,可得出纪检监察主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纪检监察行为、纪检监察规范体系、清廉中国等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包含着具体而丰富的内涵,形成了具有自主性的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对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本文阐述了居民参与在社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目前社区发展中居民参与的现状与问题以及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因素，提出了建立规范化的程序和内容、完善参与机制，挖掘社区资源、提高社区服务专业化程度，以社区自治为核心、加强社区管理机构权力的合法性，进一步探索简政放权的新模式、理顺条块关系，以人为本、完善社区服务等扩大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制度变迁动因研究：一个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制度变迁动因，可以根据是否与行为主体直接相关大致分为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相应地产生了外生路径和内生路径，但基于单一流派视角的动因论证路径缺乏完整性和有效性。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融合与观念整合趋势明显，受此启发，结合外生和内生两种路径，建构出一个整合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具有动态变化的制度变迁动因分析框架。非主体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科技因素和突发冲击因素；主体因素包括行为者自身偏好的变化和行为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二者相互联系，不断沟通，在不同的层次上通过外生途径和内生途径对制度变迁产生作用，形成了动态分析模型。     

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本质解析、现实样态与优化路径

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向乡村治理领域的延伸，制度功效主要在于规制与赋能。既有研究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本质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虽内含“公开栏”“说明书”等外向功用，但从创设初衷和创制过程考虑，更侧重发挥“正衣镜”作用，宜定性为党建引领和行政指导下的村级组织自制规范。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制度有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在实践中凸显了多重张力，为此，需要在提升环境适应性、推进标准化建设、完善动态管理机制以及明晰主体角色定位等方面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以优化。     

自然灾害救助制度框架与实践——以震后救助为例

自然灾害救助酌制度框架是规范各类行动主体参与救助过程的纂本结构。本文从救助的法律法姚体系、救助范围、救助程序、救助标准以硬社会力登参与救助等方面梳理指导和规范我网离然灾鬻救助的制度框架。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村改居研究

"村改居"作为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过程,一方面城市区划面积得以扩展,聚集了可观的土地资源,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国家统一的政策指导、政府政策有诸多失误,使"村改居"居民发展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和难题。因此,构建以可行能力建设为导向的村改居政策体系,通过完善行政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体系、制度创新,确立村改居居民产权主体的地位,使村改居居民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收益主体、加大对村改居居民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村改居居民政治参与、社区参与的扩大发展其自主发展能力等,才是根本出路。     

建构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新时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本文从三个关键的概念界定开始入手,首先阐述了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构的必要性,然后从服务保障、服务内容、服务人才和服务评估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析,以期对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启示。     

权力分工制度与权力清单制度:当代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建构

权力制约模式可分为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与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两种,前者建构框架性制度结构,体现政治制度的性质,并日益退隐到幕后,而后者建构操作层次,成为运行机制,体现政治制度的质量。当代中国建构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并在努力探索建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从而实现对权力运行机制的中国特色式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内核包括两大内容:一个是"说‘不’的权力分工制度",即在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基础上的"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另一个是"说‘是’的权力清单制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带动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最终实现权力制约模式的中国式创新。     

论社区质量管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质量管理体系由管理职责、资源管理、社区公共服务实现过程、测量分析与改进四个要素构成,这四者都紧紧围绕"居民满意"运行。建构社区质量管理体系是社区质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它在目标体系设定、专职人员设立、服务承诺制度推行、责任制度建立、文化氛围营造、反馈系统建立等方面都有具体要求。同时,社区质量管理体系建构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总体策划与设计、编制相关文件、实施和运行、调整和完善等几个阶段。     

地方法治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演进

如何在单一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下,证成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了我国地方法治研究的起点。由此起点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权力结构解释框架,但该解释框架也存在着忽视地方权力构成、法治动态发展和具体实践问题的缺陷。鉴于以上缺陷,地方法治研究随后出现了以法治竞争为代表的横向进路、以法治实践模式类型化为代表的内部进路以及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外部进路等三种研究进路,不同程度上对权力结构的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种接续以往研究进路,并足以引发地方法治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制度环境解释框架得以提出。要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就必须将研究目光投向地方法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区划层级的差异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嵌入性上。     

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实践经验

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实践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它是当代中国国家廉政体系建设相当重要的起步。它有这样一些基本经验:在深入开展群众性反腐运动的同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从根本制度上整合全社会,构建整体性的国家廉政体系;着眼于权力的有效控制,开始了对于权力关系的调整和合理化。过渡时期的反腐倡廉实践包含了运动(群众)、制度、权力、教育等多层因素。这些因素的配合,在促进政治实践有效性的同时,也发挥了整体性的反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