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新历史条件下“弱有所扶”: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弱有所扶"是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弱有所扶"的提出将会推动中国反贫困的目标从目前的绝对贫困群体转向更大规模的相对贫困群体,由此不但扩大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范围,而且将会推动从多维贫困的视角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干预。为此,应推出低收入标准(线),全面开展多维贫困的监测和政策干预;推动《社会救助法》早日出台;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分类管理,建立弱势群体激活的政策体系;落实针对贫困儿童与家庭的公共服务清单,强化公共服务清单执行的监督和管理。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财政扶贫政策的“进”与“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贫困治理转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瞄准共同富裕,构建减贫长效机制的财政政策体系需要立足居民收入、财产收益与公共服务等三个基点,注重制度红利和能力提升对相对贫困群体收入增长的潜在贡献。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对既有财政扶贫政策进行"有进有退"式甄别,短期重点在"稳",稳定收入增长趋势;中期重点在"调",调整贫困群体收入重心,增加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长期重点在"增",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城乡二元结构对增收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上海破题相对贫困

按照我国推进反贫困事业进度推算,今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脱贫,贫困县将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将成历史,接下来的反贫困治理重点、难点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转向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与物质财富匮乏造成的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往往参照特定群体而言,如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成员之间因生存水准差距较大造成的贫困。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基于空间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相较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在空间上集聚的相对贫困,明晰它的空间特征、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等对于城市贫困的精准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为此,应用Citespace科学文献可视化工具,对Web ofScience数据库中1052篇城市贫困主题的英文文献(1995—2019年)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912篇相关中文文献(1981—2019年)进行分析,可从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结果表明:研究趋势上,国外对于城市贫困研究的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国内城市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增长幅度较大,但在关注度上出现倒U型结构;概念上,从空间视角定义城市贫困多是认为居住区内的人们遭受了不同类型的“剥夺”;研究内容上,城市贫困空间的测量与识别、时空动态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及大数据的应用等是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热点;贫困空间的演变及成因上,受居住、种族和阶级隔离等多种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外的城市贫困呈现由内及外的郊区化现象,而国内城市贫困空间演化较为复杂多变。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类型及其机制

与绝对贫困治理不同,相对贫困治理并非仅从物质层面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一项以普惠性政策助推和社会进步变革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富裕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对贫困概念、表征和社会后果等,对其类型有所探讨,但存在交叉和兼容,且机制提炼不足。根据“个体内在禀赋-社会外部支持”分析框架,本研究将相对贫困划分为外部抑制型、内源诱发型、双弱型和双强型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政统合下的“感知-增能型”学习和“接收-迭代型”学习的双重学习模式。两种学习模式并非独立,而是以串联形式协同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对不同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角色与互动机制进行分析,超越了党政统合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解释,亦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精准扶贫视角下民族地区收入差距特征与治理策略——基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分析

民族地区的脱贫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利用马克思贫困理论指导民族地区的扶贫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通过分析民族地区近些年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和特征,运用马克思贫困理论探讨了民族地区收入差距及贫困程度较深的原因。基于精准扶贫视角,提出构建精准扶贫战略、主体有效识别、产业精准扶贫、"互联网+"、精准扶贫及文化精准扶贫等策略,以减少民族地区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城市贫困治理的时空正义性: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

全面小康时代,反贫困的重点和领域发生了改变,解决相对贫困成为主题。城市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城市贫困治理在当前具有时空正义性和紧迫性。从时间正义性看,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扶贫关注领域的转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经济安全的脆弱性、老龄化社会的加剧等让城市贫困治理成为一种至善至道的治理重点取向;从空间正义性看,城市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城市的共富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空间领域,城市贫困治理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城市空间表达。这种正义性认知的构建,促进了城市贫困治理的时期转型,要求全面梳理城市贫困的类型和人群特征,采取内源性突破和外源性完善的行动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是: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迅速增加,发展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年底国家上调了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上调要求扶贫开发思路实现重大转变:从扶贫出发点看,不仅要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扶贫任务看,首要任务已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实现脱贫致富等。贫困标准上调后,扶贫开发应采取的措施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应扶尽扶、科学分类;拓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扶贫格局等。     

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一个分析框架

收入标准长期以来是我国制定和执行贫困政策的依据,然而在精准扶贫中,不论是对真实贫困情况的反映,还是有效推进扶贫政策的执行,单维的收入标准均已不能完全胜任精准扶贫的要求.可行能力标准作为收入标准的拓展和补充,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的内核高度契合,注重衡量多维贫困及长效帮扶机制,从而提升扶贫对象的可行能力.     

后小康时代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动因及现实路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的彻底终结,后小康时代我国减贫工作将面临重大战略转型,即由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持续性化解相对贫困。聚焦相对贫困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路向选择,是消减返贫和新致贫风险的现实要求,是破解"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难题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保障。应以综合协同思路凝聚治理合力,实现贫困治理由"超常规"向"持续性"转型,协同推进贫困治理与区域综合开发及社会保障建设,巩固"扶志扶智"长效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城市反贫困——一个重大的经济哲学问题

城市贫困人口增长,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矛盾。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呈增长的态势,既有普遍性,更具有特殊性。其深层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原因是:社会支持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分层中群体利益的急剧分化;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以及人口与就业的矛盾。加快治理,要从战略的高度推进制度创新,消减城市贫困,促进社会的公正与民主,保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试析我国贫困群体的成因及脱贫途径

贫困群体脱贫问题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经过扶贫计划的长期实施,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大幅度下降,但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贫困群体也悄然形成,且我国基尼系数有不断提升趋势。因此,有必要了解我国贫困群体的现状,进而分析其成因,寻求脱贫途径。     

农村精准扶贫实施机制解析

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仍有7 000多万贫困民众基本生活难以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近2.4亿贫困人口和5亿以上生活在1天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在这一时期摆脱了贫困,大规模减贫为全球的减贫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目前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扶贫工作出现扶贫对象不清晰、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新形势新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指导思想,靶向治疗,真扶贫,扶真贫。文章以贫困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撑对精准扶贫进行了讨论,为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献计献策。     

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实现可持续脱贫是落实新时代党中央"脱真贫、真脱贫"要求的新指向,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可持续脱贫相关研究的梳理,阐释了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在风险防范、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能力提升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其内涵有机构成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能力"等五维复合系统。从外部环境的脆弱性、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脱贫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欠缺等方面分析了影响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多维因素。基于内外协调与系统性治理的视角,从"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提高抵御外部脆弱性的防控能力;完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强化脱贫效果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培育贫困治理内生动力,提升脱贫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等层面,提出提升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农村贫困:性质、原因及政策选择——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分析

文章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总体上属于长期贫困,分析表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公共产品供给福利及教育等方面遭受长期的多维的政策性排斥是农村长期贫困形成的深刻根源。消除政策性排斥赋予农民这个群体、特别贫困农民应有的社会权利使他们得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保证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农村消除长期贫困的关键。     

就业援助: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抉择——基于减缓地缘性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视角

我国贫困区域、贫困人口向西部农村收缩的态势持续增强,而囿于自然环境、高度依赖农牧业的生计状况又引致地缘性贫困现象和生态贫困后果,并且“农业及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扶贫”对贫困的作用已经减弱,甚至对减缓生态贫困缺乏积极作用.在西部贫困农村,生态环境支持系统的恢复、重建及其维护,必须依赖当地农民生计替代或转型；生态贫困问题的治理,必须依赖贫困人口生计空间和生计路径的拓展或转换.因此,实现劳动力流动对突破地缘性贫困困扰和解救生态贫困有着决定性意义,然此必须依赖国家针对性的就业援助,以赋能为重心,改变其劳动力人口缺乏就业资源禀赋的普遍性状况,促成劳动力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