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取向与美国对华政策

众所周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在中国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很少有人知道,典型的美国人的政治取向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中国人的偏见,以及他们所偏好的美国对华政策.全国性的民意测验一般都没有提出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带有政治取向性的、数量足够的、有细微差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调查,我们发现政治取向确实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较之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来说,那些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中有很多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对中国政府持更负面的看法,对中国人也表现出更多的偏见,而且主张更强硬的美国对华政策.就党派归属而言,与独立人士和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把中国看作是更大的威胁,鼓吹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但是党派归属对偏见的深浅程度没有影响.包含教育/收入、性别和年龄等变量的联立多元回归分析(simuitaneous multiple regressions)显示,尽管这些变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但比起政治取向来说,它们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事实上已完成了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工作,并进入到试探性的具体实施阶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美国曾一度害怕中国内部的动乱会“影响”亚洲邻国。但从总体上看,约翰逊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性举措并没有大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对美国表现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也曾做出过积极表示。但由于两国长期彼此敌视,缺乏信任,加之两国国内政治、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最终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关系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

当前,美国政策精英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大辩论。"务实容纳论""接触合作论""反省妥协论""接触融合论""接触遏制论""遏制论"等不同认识在碰撞互动。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缓慢但却明显地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美国对中方意图的习惯性误判、美中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差异、美国认定其国内问题的"责任在中国"等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在此次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和大调整中,走出"领导陷阱"、学会"换位思考"、认清"戴维斯陷阱",将有助于美国理性地认识中国和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     

"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3月24日至26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举办,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浙江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70多位从事美国问题及中美     

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

本文主要分析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的中国观及其形成原因 ,并探讨了其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调查数据表明 ,冷战结束后 ,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 ,而对中国的情感性态度和信任程度却很低 ,将发展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文章认为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主要通过形成“舆论环境”作用于美国对华政策 ,但是在不同的决策背景、问题领域和政策进程中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决策者 ,特别是总统本人对公众舆论的态度。     

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 ,但事实上 ,美国的影响却无处不在。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 ,美国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回顾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以及中美关系五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 ,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的程度之深 ,至今从未中断过。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以近代美国在华活动为例

本文在史料的基础上,以近代美国在华活动为例,对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美国的扩张方式与英国不同。为了增进和维护其在华利益,美国尽力与英国等列强合作,避免冲突;千方百计地推进自由贸易原则,扩大市场;运用软实力树立良好形象,扩大影响。这种策略使美国实现了其在华的最大利益。     

体系结构、战略环境与韩国对华政策的国内进程

韩国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的国家,其对外政策受到外部环境的显著制约。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可以发现,中美竞争造成的不清晰的国际体系结构和朝核问题导致的紧张的战略环境,共同塑造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国内进程,使得韩国总统和其代表的执政党,以及他们所遵循的固有战略思维,成为决定对华政策的关键变量,民意和社会行为体于韩国对华决策的影响则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加强中韩间的政党外交可能对维护双边关系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而经济合作依然起到中韩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并且会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演进和朝鲜半岛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其他社会性因素一起更广泛地参与到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当中。     

劳工组织、国内政治与冷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冷战结束后,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日渐加强,经济贸易问题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快速处理权、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等问题上,美国国内各种势力竞相发挥作用,试图通过国内政治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其中,劳工组织的表现尤其活跃.劳工组织通过游说、政治捐款和选举投票等手段向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议员施加压力,要求其反对贸易自由化政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对外经贸政策的塑造.劳工组织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斗争,反映出美国劳工运动的复兴.但内部的分歧、外部的工商界打压等又限制着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影响.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美国主流文化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CSSCI

美国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一支,具有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强调以斗争/征服为情感基调,坚持"他人即地狱"式自我中心主义情感模式,秉持排他性、单一性文化结构,内部崇尚"以他人为敌"式竞争、外部热衷排他性战争。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深受其影响,"美国优先"原则的提出正源于此。用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中美间的合作性减弱,冲突性骤增,对中国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加大打"台湾牌"力度,拉拢盟国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以此遏制中国崛起。研究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与美国主流文化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本质和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健康、积极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肯尼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着眼点,讨论该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在肯尼迪时期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尽管肯尼迪上台后有对既定对华政策进行修正的意向,并得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就整体而言,参议院对中国仍怀有很深的敌意。如果肯尼迪在那时提出与中国和解,要冒的政治风险太大。作者对“若肯尼迪不遇刺并实现连任,美国对华政策在其任期内可能会发生重大修正”的假说提出了质疑。     

美国与联合国初期的人权政治

1945年《联合国宪章》将人权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后,它很快成为各国共同参与的问题,这在联合国成立初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二是拟定国际人权文件,三是实施联大人权外交。基于实质性的政治利益,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与联合国各国代表之间出现了决策上的斗争与妥协。一方面,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美苏两国在人权标准、联大人权外交等问题上出现激烈冲突;另一方面,美苏两国都支持限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职能,都反对拟定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不少对人权议题的态度更为积极的国家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构想则受到了压制。美国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人权政治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同时避免联合国对其国内管辖权的干涉。这对美国后来的联合国人权政策及联合国人权议题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缅甸政治转型与吴登盛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缅甸在2010—2011年间发生了政治转型,接替军人执政的吴登盛政府在初期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对华政策,但是这种调整是有限度的,缅甸并没有完全倒向西方国家,而是继续和中国保持较为密切的政治接触。实证分析说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不是影响吴登盛政府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政权的合法性、基于地缘政治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导致2011—2016年间中缅关系经历波动期、回摆期和稳定期的根本原因。这三方面因素也是后来民盟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时的主要考量。     

普京时期美国对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影响和干预

普京时期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中央集权,这让美国感到不安,促使美国对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干预。在普京总统第一任期内,美国对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事件的评论意在干预俄罗斯的新闻自由问题。对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的积极影响则反映了美国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渗透。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内,别斯兰事件后,为了应对美国政府的指责和渗透,俄罗斯政府确立“主权民主”概念,力争意识形态主动权,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确保政权稳固。当前,美国影响俄罗斯政治的热点是非政府组织问题。     

论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

本文试图对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作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解释,并将这一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尤其是安全领域出现的各种现象抽象地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即多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本文认为,以上三种要素构成了世纪之交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环境的单元性基本结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对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进行宏观性解释和分析的框架.     

美国对华决策政治系统及要求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外交决策系统由原来的相对集中和由总统占垄断地位向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系统转变。本文使用政治的分析方法考察了美国对华决策系统的结构以及各个要求的作用和影响 ,并提出通过影响国会、利益集团和媒体的要求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观点。     

“债务危机、国内政治与美国实力地位”研讨会综述

2011年11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债务危机、美国内政治与美国实力地位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外交部、中联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代国际关系     

国内政治与东盟一体化进程

自东盟成立至今,尽管一体化有所进展,但步履艰难。其原因之一是成员国内部复杂的政治环境。脆弱的国内政治生态及敏感复杂的国内政治问题导致东盟成员国在主观上不愿建立一种以让渡主权为特征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客观上不能提供一体化进程所需要的强有力的核心推动力量,致使东盟内部分化加剧;统治集团的私利、不成熟的民主制度所导致的政治动荡都让东盟一体化进程面临重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