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律师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等重大缺陷.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法律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违法现象严重和诉讼观念陈旧.我国应完善刑事辩护制度,赋予律师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保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保证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建立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构想

自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修改以来,律师因刑事辩护而遭无端刑事追诉的情形时有发生。面对我国因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立法缺失致使律师执业屡遭不测的现状,笔者在考察国外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并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初步构想。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辩护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日渐萎缩,极大地制约了辩护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当按照有效辩护原则的要求,从立法上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律师充分参与刑事诉讼进程,实现有效辩护。     

略论刑事辩护质量

刑事辩护的质量关系到刑事辩护制度的未来与生命。受诉讼理念、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辩护的质量呈现出普遍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从完善辩护制度、扩充律师权利、建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入手，提高我国刑事辩护的质量，已是势在必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的现实阻碍与优化路径

2018年立法机关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可依法从宽处理。控辩双方实现由激烈对抗向合作的转变,诉讼效率显著提高。然而,当前认罪认罚程序适用中律师开展辩护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值班律师定位不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充分、律师辩护效果不佳。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正:一是推进值班律师"辩护人"化,赋予值班律师与辩护人同等辩护权利;二是加强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三是构建"有效辩护"机制,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     

刑事辩护难逾三道坎

律师职业的最高境界是刑事辩护——这是西方律师界的普遍共识。但在我国,由于刑事辩护环境不尽理想,许多律师却不愿承办刑辩业务。随着律师法的修订,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要使刑事辩护真正摆脱困境、彻底解除中国律师界的“心病”,还须在制度层面作出更深入、更实质的改变。     

基于智能会见亭的律师远程会见系统设计与应用

随着"刑事辩护全覆盖"逐步推广,公安监管场所面临律师会见需求爆增,现场会见房间少的矛盾。通过引入"物联网+视频交互"理念,运用"环境监测、图像识别、云直播互动、电子证件核验"等技术创新智能律师远程会见亭,解决了各方"识身份、稳运行、易部署、保安全、广受众"的需求,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律师执业权利,打造双方满意的会见体验,实现了"物联网+智能装备"对律师会见领域的提质增效,顺应了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新要求,满足了监所、律师、律协的会见新期待。     

刑事辩护如何走出困局？

律师职业的最高境界是刑事辩护——这是西方律师界的普遍共识。但在我国，由于刑事辩护环境不尽理想，许多律师却不愿承办刑辩业务。随着律师法的修订，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要使刑事辩护真正摆脱困境。彻底解除中国律师界的“心病”，还须在制度层面作出更深入、更实质的改变。     

《律师制度恢复30年》专题报道之一 中国律师参政议政30年之痒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刑事辩护制度的恢复,标志着“无法无天无律师”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吹响了重建中国律师制度的号角。在接下来的短暂而又漫长的30年间,中国律师制度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成长和成熟着。13万中国律师也在“会见被告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的执业“三难”问题的困扰下,在司法“潜规则”和执业冲突中奋力突围,并且作为一股新兴的民主化法治化力量而崛起。回顾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后30年走过的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律师不仅见证着中国的法治进程,而且完善着中国的法律制度,同时也聆听着中国法治进步的足音。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

辩护制度是司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决定现行法 (刑事诉讼法 )生死的核心点 ,是预测日本刑事司法未来的关键”[1] 。因此 ,人们说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2 ]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改革 ,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从而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形成了律师全方位、多阶段、多种形式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格局。正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的 :“辩护人参与侦查程序并不会…     

对刑法第306条的理性反思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律师伪证罪有存废之争,刑法第306条在本体价值上有职业歧视的嫌疑,使控辩平等理论失效,导致“毋枉”的刑事诉讼底线被突破;在叙事规范方面表现为法条内容高度重复且罪状表述不确定;在实践结果上导致对律师的报复性起诉和刑事辩护数量少、质量低。解决刑法第306条问题的路径在于修改刑法的有关条款、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和律师职业特权制度。     

论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之保障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刑事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尚不明确,律师应当具有的众多权利需要在立法的层面上予以明确和拓宽。我国应当加强保护律师的辩护行为,确立司法辩护免责制度。     

胜诉之道——杨培国律师诉讼策略访谈（之十）——刑事辩护的法定理由、酌定理由

杨培国律师对刑事案件的辩护策略俨然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当他听到我的赞赏时，却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说的一系列的刑事辩护策略，不过是刑事辩护的常规策略而已，任何一位成熟的律师都应该了然于胸。另外，说到比较具体的刑事辩护的策略，作为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调查难原因剖析

证据裁判原则和律师责任都在客观上要求律师必须提高其有效辩护能力。而有效辩护的判断标准不仅体现在律师的辩护意见要被法官所采纳,更为重要的是在律师收集证据的手段要具有实效性。辩护律师收集证据有两种方式：自行取证和申请调查取证。自行取证行为受律师自身缺陷和刑事辩护风险高制约,申请调查取证受立法规定的不完善、证人出庭率低、业绩考核机制和庭后案卷移送制度等原因而失去存在发展的空间。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制度之完善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律师的“帮助”，这是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诉讼科学发展的当然结果。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法律性质应当是辩护人，并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和特殊的诉讼权利。完善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应着眼于告知权、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辩护全覆盖改革视阈下律师在线辩护探讨

辩护全覆盖改革的深入推进使得刑事司法实践对辩护律师需求激增,但我国刑事辩护实践面临着律师人员数量稀缺和地区分布不均衡两大挑战。律师在线辩护形式的提出有助于应对这两大挑战,丰富律师辩护形式,为实现辩护全覆盖改革提供重要保证。而律师在线辩护的实现,需要遵循诉讼效率与人权保障并重、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均衡的法治理念,以尊重刑事被告人意志选择为前提,充分保障在线辩护律师庭审权利,同时完善技术配套保障,并可率先探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逐步展开。     

《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专题报道之八 刑辩律师在坚定的理念中寻找价值

刑事辩护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作刑事辩护?在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上,不少律师找到了答案,重拾了信心。     

南开区人大代表 刑事辩护专业律师

王雪莉是南开区人大代表，刑事辩护专业律师、天津市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南开区执法监督员、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执法监督员、天津市南开区妇联执委、天津市南开区党校客座教师。她从事刑事辩护12年，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2007年，王雪莉领衔组建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是天津市唯一一家刑事辩护专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维权在北海》专题报道之一 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

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首先是为刑辩律师维权。北海警方此次一口气抓了4个律师,甚至连根本没有取证的律师也抓起来,抓捕规模已属史无前例。如律师群体再保持沉默,律师刑辩之路,恐将跌入深渊。为刑辩律师维权,是因刑辩律师在为普通百姓维权。庄严公正的法律不应放过一个坏人,但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法律要保障每个公民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必须让每个公民都能享有不被刑讯逼供的自由,不被枉法裁判的自由和接受法律服务的自由。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也在为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贡献力量。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只有从《律师法》落实到真正的诉讼程序中,促进《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刑事辩护的程序正义才能真正得到维护,中国也才能真正成为法治国家。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有效实现控辩平衡

刑事辩护制度最能体现司法公正,平衡的控辩关系能促进法官中立,满足刑事实体公正的要求和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1996年的刑诉法在辩护制度上虽较1979年的刑诉法有所进步,但律师的辩护权仍受到较大的限制,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增强辩护权以实现控辩的相对平衡,进而实现程序公正与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