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政策嬗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政府“公平、对等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都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落脚点正逐渐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本文从选民及利益集团、产业地理政治、要素流动三个视角出发,将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纳入考察,以此来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嬗变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部分中产阶层、劳工阶层、贫穷劳工阶层是主要利益受损者。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地区经济利益的变动,导致牵涉党派利益的政策决策者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不仅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还要兼顾受损经济阶层的利益诉求。本文借助吉尔伯特模型对2009～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共识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嬗变。这是影响美国选择不同贸易政策的主要因素。     

对立还是趋同：试析发展融资领域的“美国方式”

近年来,为抗衡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发展融资领域日益提升的影响力,美国提出了“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等一系列竞争政策,旨在以鼓励私营资本的、市场主导的“美国方式”对抗“一带一路”倡议。本文认为,“市场主导”并不是美国实施发展融资的主要特点。美国通过主导两个国际机制影响基建资金的流向——国际发展机制和国际出口信贷机制;前者主要依靠政府分配资金,后者则限制政府干预企业行为。相反,后发国家则倾向于将发展融资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以官方融资激励企业前往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面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工业国家开始转而采用后发国家的方式,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呈现“南方化”。“重建更好世界”倡议体现了美国方式向中国方式的趋同。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70年代以来 ,因受年度性双赤字困扰及美国产业向后工业化过渡 ,美国贸易政策理念在国内产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发生了变化 ,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走向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 80年代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为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日半导体和美欧商用航空器争端这两个案例说明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政府介入可以改变战略性博弈的结果。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实现利润转移 ,而且可以创造“外部经济” ,从而增加国家经济福利。 90年代 ,克林顿政府以战略性贸易理论作为指导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经济学 ,实行“出口能动主义”战略。尽管未能消除贸易赤字 ,但美国出口能力大幅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经济恢复国际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美国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研究

美国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中国出口商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时最为关切和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认为,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概念是冷战的产物,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美国最为有效的贸易保护工具。无论是采用生产要素方法还是采用替代国方法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美国的“非市场经济”规则都使中国输美产品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中美迄今在这一问题上似乎仍没有松动的迹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多年来对美贸易顺差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美国总统对反倾销这种贸易救济措施难以施加影响,以及美国商务部裁量权过大等。     

拜登会改变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吗?——基于产业地理视角的分析

产业地理结构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过去4年中,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表现出"公平和对等贸易"思想深化、贸易保护措施增加、重拾关税工具、单边施压取代多边合作、保护产业相对集中的特征。这可以通过摇摆州产业地理诉求的"放大效应"、票仓州对贸易保护的"自我加速效应"等具体的产业地理逻辑得到解释。结合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来看,美国产业地理结构短期内保持稳定、新冠肺炎疫情下不确定性增加等特点,是影响大选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综合考虑产业地理因素的影响和拜登的竞选承诺,美国新任政府的贸易政策大概率会呈现指向性更明确、非关税政策更多、执行力更强等新特征。     

美墨边境“无人陪伴儿童”移民潮的特征、缘起与影响

2014年初夏，美国的新闻媒体纷纷聚焦于西南边境的移民问题，并宣称爆发了一场“移民危机”。“移民危机”说辞的盛行，反映的是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移民的增多引发的普遍担忧与焦虑。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主要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三国，并呈现出低龄化及女孩比例增加、入境地点较为集中、主动“投案自首”现象常见等特点。近年来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移民潮的兴起，既与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干预和美国近期移民政策调整等外部拉力有关，也离不开该地区的政治动荡、经济失序、暴力盛行等内部推力的驱动，同时还有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推波助澜。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的到来，对美国的经济财政、政党政治、移民管理体制及中美洲政策等，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欧美对外政策的差异

作者从伊朗核危机、缅甸问题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欧美外交政策的巨大差异。文章强调,欧盟是随时准备将制裁转变为合作的“软强权”,而美国则是以施加压力作为其主导战略的“硬军事强权”。同时,对于欧盟来说,大棒与胡萝卜常常以一种较为平衡的方式使用;而在美国政策中,惩罚和强硬姿态是常态。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地跨欧、亚两大洲，连接黑海和地申海，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二战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很快，土耳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扩张势力范围和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美国中东战略中许多重要举措都是通过土耳其这个“支点”展开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     

美国行为的根源——以美国对俄政策为例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凯南报告的影响。当今,影响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对俄政策的两个基本方面:遏制但不直接打击。美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无论是近期还是长期,双方都难于达成突破性的和解协议。从策略性的角度看,美国今天的对俄政策体现为,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但让俄罗斯深度卷入危机地区(乌克兰、叙利亚),从而加速俄罗斯的衰弱。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美国与伊拉克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政策、进程与问题

在伊拉克扩展美国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重建目标之一。本文以美国在日本和伊拉克战后重建为案例,对美国对伊拉克和日本的重建政策、重建进程等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分析影响伊拉克重建的诸多因素,如战争的性质、处理旧政权的方式、所处国际环境,以及伊拉克和日本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差异。文章认为,这些因素对伊拉克的重建进程都具有一定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伊拉克内部的政治分裂、宗教和教派矛盾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等。     

欧盟、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政策分歧及其弥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与美国在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问题上产生了政策分歧,不过这种分歧在2006年旨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六国方案"出台后又实现了部分弥合。本文在分别尝试国际体系结构变化、核能领域的特殊性以及地缘经济与政治等理论解释路径后认为,美、欧的政策分歧及其弥合都可以通过运用地缘经济学理论给予比较合理的解释。文章结论部分指出,地理上的毗邻以及与美国不同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是欧盟各国对中东地缘经济利益更为重视的两大原因。     

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评析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能源主导”政策,本质上是将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将能源主导目标转化为多项举措:在国内政策层面表现为“为油气松绑”,积极鼓励化石能源生产;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促油气外销”,积极扩大化石能源出口,同时,“以油气为筹码”,在实现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目标时频繁借力能源工具。特朗普推动“能源主导”议程时,在国内主要依赖于联邦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在国际事务中则体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属性。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在化石能源生产与出口、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将能源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以增强美国影响力方面则效果不明显。     

美国反垄断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经济效率作为美国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从《谢尔曼法》开始就已经确立。反垄断法最初的价值目标是模糊的,或是想同时追求多重目标。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美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理念影响,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曾主导美国的反垄断法。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芝加哥学派对以往反垄断政策的批评,美国反垄断法才把经济效率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     

作为传统需求管理工具的美国财政政策

作为传统需求管理工具的美国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启动注水”政策、“补偿性”政策和“增长性”政策三种类型 ,三大政策的目标取向分别定位在“反萧条”“反经济周期”和“加速经济增长”。实践中 ,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发展的需要。只要运用得当 ,三大政策在各自的作用区域均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三大政策都是以赤字手段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的目标 ,但实现的目标各有侧重 ,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所不同。无论实施哪一种政策 ,都需要对经济形势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并主动予以实施 ,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时机选择非常重要。从三大政策中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是 ,财政政策的目标定位应该合理适中 ,要把短期稳定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结合起来 ,不能厚此薄彼。     

日本企业中的团队精神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造成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上讲还是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增强,而这种强有力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这种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我们称之为团队精神。在日本,无论是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还是占日本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十分注重企业团队精神的建设。     

L＇intervention publique ： un des facteurs importants de l＇émergence de trois types d＇agglomération industrielle à Wuhan.

产业集聚是工业结构变化的一种现象。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模型依靠市场因子运行，公共干预基本缺位。而在中国，无论是集群还是集聚，公共干预是发展和成长的动因。武汉“光谷”，“汽车城”和“都市工业园”的产生和发展见证了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规划和组织效用。     

内部市场竞争与国际市场竞争力何以兼得?——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新趋势探析

近几年,政府与市场关系再次成为欧盟及西欧主要国家的讨论热点,而如何处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也成为当前欧盟经济界关注的前沿性问题。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由来与演变,着重剖析了近年来这两项政策的新进展以及两者关系的新发展趋势。总体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欧盟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分水岭,此后受到欧债危机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都经历了深刻变化,两者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由“主从”框架下客观上的功能互补逐步转变为围绕欧盟整体发展战略的主动的密切协调,两项政策共同致力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兼顾维护内部市场竞争秩序与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两大目标,而这也是欧盟推进“开放性战略自主”的关键所在。作为这两项政策密切协调的集中体现,带有“大项目”特征的“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的落实也值得跟踪研究。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并非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既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有关,也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传统所坚持的“价值、利益和政治”所驱动的政策需要紧密相联。这种“意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     

“达尔之问”的再讨论：经济不平等与美国的再分配困境

21世纪的美国有着高度发达和极度不平等的两副面孔,这使得罗伯特·达尔关于"谁在真正统治"的质问有着继续讨论的意义。20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不平等的高峰,在两次高峰之间,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将美国带入福利国家行列,缩减了贫富差距并造就了"中产阶级美国"。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空前严重,财富高度集中,收入差距扩大,而通过再分配纠正不平等则困难重重,企业高管与普通劳动者之间出现巨大的薪酬差,无论是削减高管薪酬还是提高最低工资都极具争议;提高累进所得税率与减免企业税等决策之间充满利益博弈,折射出经济增长与分配正义的艰难平衡。在自由价值、资本逻辑和政党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的再分配机制未能发挥纠正不平等的应有作用,反而助长了富裕阶层通过控制财富来主导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