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多重转让的优先顺序——以《民法典》第768条为中心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规定了保理合同、担保合意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三部分的内容。无追索权的保理本质上是债权买卖合同结合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买卖合同是债权转让的原因行为。有追索权的保理本质上是借款合同结合担保合意和债权让与担保。担保合意构成债权让与担保的原因行为,并决定债权让与担保中的清算义务。《民法典》第768条规定了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的数个保理人之间的优先顺序,确立了登记优先、通知次优的规则。在未登记也未通知时,引入了按比例分割债权的规则。尽管我国学说对于债权分割规则批评较多,但是这一规则的价值基础在于债权人平等原则。在债务给付可分的情况下,多数债权受让人之间形成按份债权关系;在债务给付不可分的情况下,多数债权受让人之间形成债权准共有。     

民法典中有追索权保理的教义学构造

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中,当事人对保理合同中追索权的适用顺序、适用关系以及最终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额度有特别约定的,保理人依据约定行使追索权,此时有追索权的保理在学理上对应着间接给付、债权让与担保和附保证责任的债权让与三种不同类型的教义学构造.在没有这些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66条的规定对有追索权的保理采债权让与担保的教义学构造,认为保理人既可以选择向应收账款债权人或者向债务人主张受偿,也可以选择同时向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主张受偿.在保理人选择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并得以有效清偿的情形下,保理人先前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将自动复归于债权人,其在法律效果上等同于成功回购应收账款债权.在保理人选择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形下,债务人应履行全部应收账款债务,对于超出保理融资款本息的部分,保理人应将其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     

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多重转让规则的解释论

在保理业务中，应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并不当然适用《民法典》第768条规定的优先顺位规则。若应收账款转让属于权利担保性的债权让与，则应根据《民法典》第768条的规定从解释论上认为无需考虑保理人主观上的善意与否，在有登记的情形下由登记在先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在无登记但有通知的情形下由通知在先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在既无登记又无通知的情形下由不同保理人按照其提供的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同等受偿。若应收账款转让属于权利移转性的债权让与，则应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债权让与的一般规范和法理逻辑由受让在先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对于债务人而言，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应收账款转让，均以通知作为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债务人无需考虑应收账款转让有无登记或者有无让与先后等因素，有权向通知在先的保理人为有效清偿。     

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

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即债权让与对抗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效力问题,系债法上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事关保理、资产证券化等现代债权融资交易发展,且为拓宽中小企业、农户等弱势当事人融资渠道的关键因素之一,具有深层次社会经济意义。运用“制度内情境分析法”,依次考察让与主义、通知主义、登记主义三种主要制度对各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影响,可发现登记主义更为公平、更有效率。各国的历史与经验证据支持此结论。中国合同法对此未作规定,存在不足。物权法新创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制度,越来越多的债权转让亦可能在该系统登记。未来有必要对债权完全让与及担保性让与采统一登记制度。债权让与登记制,表明公示原则为适用于一切财产权转让的基本原则,性质为财产法总则上的原则。     

保理债权让与中债务人的抗辩

我国民法典第三编第十六章新增了保理合同。在民法典颁布以前,保理合同作为无名合同已经成为了债权人重要的融资手段,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均认可保理合同的效力,并指出保理业务的核心是债权让与,①理论界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保理区分为保理合同与债权让与两个层面。其中,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定性为借款合同。     

债权多重让与的体系解释

民法典第768条在保理合同中规定了债权多重让与的“登记最优、通知次优、比例分配”的优先清偿顺序。“单轨制”认为该条具有一般规范的品性，应类推或直接适用于普通债权的多重让与。但是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无法被证立，《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也无法为其运行提供完全的制度支撑。第768条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和硬伤。由于债权数量不可计数，无法像物权一样进行初始登记，同时债权登记采取人的编成的登记体例，登记机关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使得债权登记的公信力不足。通知优先规则一方面增加了债务人的负担，另一方面和债权让与生效时债权即发生移转的规则存在无法化解的矛盾。比例分配原则是错把让与当担保的产物，有悖债权让与法理。当债权让与同时涉及债权扣押、让与人或者受让人破产时，第768条的适用更是捉襟见肘。无论是基于第768条的体系位置，还是基于该条可能引发的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该条的适用范围都应被严格限制在保理合同领域。     

论我国国际保理应收账款融资法律制度及其缺陷和完善

调整国际保理关系,特别是应收账款融资的法律法规仍然十分有限,散见于民商法律法规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针对国际保理的专门立法,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极大的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保理是以应收账款的转让为基础和核心的,借贷、代理、担保等都是应收账款转让法律关系的延伸。因此,本文认为,国际保理的法律基础为特殊的债权让与法律关系。     

虚假应收账款保理交易中保理人的信赖保护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该条宗旨是保护保理交易中作为善意债权受让人的保理人。本条中“虚构应收账款”“不得对抗保理人”“明知”等关键的术语所指为何?     

保理交易中债权转让通知规则解释论

保理人进行债权转让通知不以债权让与人不履行通知义务为前提。应以确保保理人能够证实保理合同和应收账款转让事实为宗旨,确定构成保理人有效通知所需必要凭证的范围及标准;保理人提供经公证的必要凭证不应作为强制性规定。在能够确证应收账款转让事实时,保理人提起的诉讼或者仲裁应可构成有效通知,且应认可诉讼或仲裁方式的通知在最终判决前有阻止债务人向让与人履行的消极效力。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不能替代转让通知,即使在应收账款多重让与的情形中,债权转让登记与通知的效力冲突亦可通过坚持转让通知优先主义规则得以化解。暗保理人向让与人行使追索权不应以向债务人通知债权转让为前提。     

保理合同中“将来应收账款”释论

应收账款属于但不等同于金钱性质的合同债权，二者在期限、主体及适用情形等方面存在差异。保理合同中将来应收账款涵括以下三类：一是无基础关系的将来应收账款，二是有基础关系但卖方尚未履行义务时的将来应收账款，三是有基础关系、卖方已履行义务但收款条件尚未成就时的将来应收账款。保理合同中将来应收账款应当具有确定性：有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原则上符合确定性要求；无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其确定性的识别需借助对保理合同中相关约定事项的核查，包括核准的信用额度与将来应收账款的产生期间。将来应收账款保理人负有适当的审查义务，但在审查范围上较现实应收账款有别，具体可结合审计学上的逆向追查与函证程序，根据不同保理情形做出具体判断。将来应收账款让与具有自动取得效果、间接取得效果与即时取得效果；《民法典》第768条存在明显漏洞，应当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54条对该漏洞加以填补。     

禁止让与条款效力之比较研究

对于债权人违反禁止让与约定而转让债权的效力,我国法律未做明确规定.从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判例及国际公约之规定的比较法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则,即它们都将禁止债权让与条款对让与人的效力、与对受让人能否有效取得受让债权的效力及其对让与合同效力的影响三方面予以了区分.对此我国应予以借鉴,在未来的民法典债法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让与条款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不影响让与合同的效力,但该约定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完全有效.禁止从权利让与的约定也应遵循同样规则.如此,既尊重了当事人的自由意思,又体现了保障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     

银行从事保理业务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根据《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的规定,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笔者认为,对于保理业务项下的债权人来说,保理是综合性金融服务;但对于保理商来说,保理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且以债务人对应收账款的支付为第一还款来源,这意味着其业务触角从单纯的融资领域延伸到了货物、服务或设施提     

保理合同纠纷的审理要点

【裁判要旨】在保理交易中至少存在三方主体及两种合同关系,一种是应收账款债务人与债权人建立的基础合同关系,一种是应收账款债权人与保理人建立的保理合同关系。民法典首次对保理合同的定义、内容及形式、虚构应收账款的效力、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主体及方式、有无追索权保理人的权利等进行集中规定。     

工程保理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通常意义上,保理是以资金购入应收账款并进行管理、清欠的经营活动,其本质是为赊销交易的卖方提供资金融通活动。而工程保理就是承包人将对发包人的应收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由保理人提供融资、清收、担保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的法律关系集合。民法典合同编第十六章对保理合同进行了专门规定。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和金融实务对工程保理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试析应收账款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冲突

保理中的应收账款转让属于一般债权让与。在供应商破产的情况下,保理商对应收账款的权利与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发生冲突。美国破产法和《统一商法典》对应收账款转让的调整值得我国破产法借鉴。根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应收账款一般不应作为破产财团,破产管理人不应享有对保理合同的撤销权,保理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对该等权利清偿顺序的确定需要建立应收账款转让的适当公示程序,并应当进一步完善破产法中的相关规定,建立一般与例外以及对例外进行限定的完整制度。     

保理法律关系的法律问题

保理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本文对保理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保理合同的效力、发生争议案件管辖的确定、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的确定、权利冲突的解决及法律适用问题提出见解和看法,能够有效地解决处理保理法律关系的纠纷案件.     

保理交易中虚构应收账款的效力认定与法律后果

保理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在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但保理人为善意的情形下,保理法律关系依然成立,以保护保理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保理人善意与否,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采用了保理人是否“明知”的表述,实际上排除了保理人“应当知道”的推定情形,事实上降低了保理人的审核义务。若保理人善意,保理合同有效,债权人与债务人应视情分别承担返还融资款本息、回购应收账款债权、清偿应收账款债权等保理合同责任,也有可能与其侵权责任形成竞合,甚至还可因涉嫌诈骗承担刑事责任。若保理人非善意,保理合同虽然无效,但保理人与债权人有可能构成借贷法律关系,债权人需承担借款本息清偿责任,其实际合同效力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需要注意与非法放贷行为进行区分。     

保理中基础合同协商变更或终止的限制

债权流通与债务人保护间的价值权衡是债权转让法中的重要课题,保理场合亦莫能外。保理同时涉及保理法律关系与基础法律关系。意思自治原理支配下,基础关系当事人本可自由协商变更或终止合同;但在保理场合,因基础合同变更或终止可能导致应收账款价值贬损进而损及保理人利益实现,故制度层面需设利益平衡机制,有效协调保理人与债务人间的利益冲突。鉴于此,《民法典》第765条针对让与通知到达后基础合同协商变更或终止,设以“有正当理由”与“未对保理人造成不利影响”两项限制事由,满足其一即可对保理人发生效力。本文拟就此展开教义学分析,以期助益于审判实践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     

世行新营商环境评估视野下我国动产担保制度审思

在世行新营商环境评估项目下，“金融服务”主题旨在考察企业运营与扩张中的金融准入因素，“动产担保交易与登记系统的运营”是其下围绕经济体的动产担保法制进行考察的领域。在“统一的动产担保交易法律框架”指标下，通过对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则的展开解释，可以将动产让与担保纳入现有动产担保制度体系内，并使应收账款的担保性让与和完全让与平等地适用规则，但未来应当赋予非基于保理的应收账款完全让与以登记能力。在“动产担保物与担保债权的类型”指标下，我国的失分点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自动及于抵押物所生孳息，担保物权的效力不能自动及于担保物的转让对价，解决方案是通过当事人的合意实现动产担保物权效力的自动延伸。在“动产担保物权的优先顺位与权利实现”指标下，我国的问题是担保债权与税收债权的优先顺位需要更明确、合理的规则。虽然流担保契约的效力受到限制，但我国承认了担保物权庭外实现约定的效力。在“动产担保登记系统的运营”指标下，我国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世行要求，但我国未来的制度设计须考虑到如何降低相对人的信息获取成本、避免担保权人虚假登记。     

国际保理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是国际保理业务的核心,现在对于国际保理的研究,特别是应收账款转让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着重对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界定和其转让的效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效力应采取折衷说,即既需要宽容对待保理中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效力,又非无条件地全部承认,而是在符合特定条件下确认这种债权转让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