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家庭半城市化的动力、实现机制及风险

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如何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与质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家庭普遍走上了教育进城的半城市化道路。本文立足于笔者对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等地的田野调研，其中主要运用的是对湖北省孝感市X县的经验资料，通过分析得到以下发现：首先，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熟人社会竞争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构成了教育进城的动力；其次，农民家庭围绕子女教育发展所采取的流动化生活模式、拆分型劳动秩序、无限度代际接力则构成新生代农民家庭教育进城的半城市化实现机制；最后，以教育而非就业和人口为驱动的半城市化产生了母职牺牲、孩子承受过高压力、教育分工秩序张力与养老压力过大的风险，并由此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家庭整体高质量的人口城市化实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未来县域教育治理应从强化乡校模式、贯彻城乡义务教育均衡、落实“双减”政策、发展家庭教育等方面入手，为农民家庭教育进城的道路松绑解压，协助新生代农民高水平城市化目标的实现。     

市场区位：理解农民家庭结构差异的一个视角

家庭结构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关联和聚合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逐渐渗入乡村社会并成为影响农民家庭变迁的主导性变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市场区位中分别处于市场中心和市场边缘的位置，这种区位条件的差异不仅形塑了差异化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模式，而且形塑了差异化的婚姻区位和价值观念，并进一步影响农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状态。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较高，代际关系比较平和，形成了子代依附父代的家庭结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有限，代际关系比较紧张，形成了父代依附子代的家庭结构。家庭结构的东中西差异不仅展现了中国家庭变迁路径的复杂性，而且提供了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理解家庭问题并定位家庭政策的重要框架，为转型期家庭问题的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奠定了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历程透视——以合肥市餐饮业打工妹群体为视角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打工妹群体的城市化历程具有特别的考察意义。通过对合肥市餐饮业打工妹的城市融入历程的考察,透过打工妹的务工境况、生活状态、心路历程及其发展境遇,凸现其生动多面的城市化历程;以多层面的社会学诠释路径,透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历程的社会机理;以多视角的分析向度,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多重阻遏因素。     

农村留守老人的劳动参与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当前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矛盾的重大决策部署。农村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东部（广东省）、中部（湖北省）、西部（陕西省）三省农村地区采集的1016份调查数据,为乡村振兴的实施提供了实证依据：男性、中低龄、家庭客观收入较低、代际经济支持较低、居住在中西部地区的留守老人参加农业劳动的概率更高;低龄、家庭客观收入较高、居住在东部地区的留守老人更倾向于参与非农劳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进农民福祉,从而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全方位地开发资金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人力资源及产业资源,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福祉。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基于武汉硚口区新生代农民工实证研究

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就武汉硚口而言,在汉正、长丰地区的个案访谈中,60％的受访对象有“在武汉长期生活”的意愿,10％的受访对象有“去更大城市发展”的意愿.本文对此拥有融入城市愿望的新生代农民生活方式现状,社会融人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社会融入利益诉求的实现等问题作了调查研究.     

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

工业化背景下,为了实现家庭的最大化积累,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随着教育变迁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家庭的主导性目标也开始转型,从家庭经济积累转向了代际教育跃升,原有的家庭分工难以契合农民家庭的发展需求。由此,在教育目标的推动下,农民家庭完成了"一家三制"的家计重构,形塑出了年轻妇女进城陪读、青壮男性异地务工、中老年夫妇村庄务农的策略安排。"一家三制"的出现是农民家庭对家庭再生产压力积极回应的结果,但也蕴藏着家庭发展风险扩大和教育不公平加剧的危机。因此,要重新思考教育设置的问题,通过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主导权,增强农民家庭的教育安全感,促进农民家庭的稳健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的尴尬境地。固化且备受争议的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应充分考虑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的特殊性,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的"四条保障线",关注并发展惠及农民工家庭的农村社会"四条保障线",以"一体化"理念改善城乡就业环境。对当下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危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特征和实现对策

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并存的当今时代,如何推进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阵营中的主力军,不仅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诉求,而且其群体特征也为城市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因此,要实现我国的城市化,必须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即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推进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对象,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解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得去、留得住、活得好"的相关问题.     

发挥产业优势 推动科学发展——关于欠发达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考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欠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最大的差距是工业的差异。发达地区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引领了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步伐，拉大了与欠发达地区的距离。     

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为研究区域,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研究了沿海较发达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对其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大多从事制造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生活中善于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休闲娱乐,同时也有着强烈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起点较高,且群体认同朝多元化发展,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组织形式灵活、活动公开、以趣缘组织为主和微公益模式兴起等特点。社会组织因其自发性和组织性,在营造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参加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融入和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的有效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组织和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得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家庭农场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欧美国家家庭农场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成熟的发展经验,其中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主要措施有鼓励支持土地流转、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强大的科技支撑、提供全方位的政府补贴、形成全面的保险保障机制、积极加强农民教育培训等。我国应明确将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路径,当前需有针对性地做好鼓励长期成片土地流转、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优化农业补贴政策、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工作。     

保障文化权益是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路径

当前,随着农民工代际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被置于社会融入、文化强国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之中。我认为,保障文化权益是积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的重要路径。首先,文化权益是精神权益,与物质权益相对应。文化权益状况彰显着权益享有和权益保障的完整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与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和需求结构密切相关。文化是一种符号,以文化生活方式为载体,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农村“新居制”及其影响研究——以山东明村为例

“新居制”作为一种居住模式已是一些农村地区发展的趋势,其产生和流行是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居住模式对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大龄未婚男青年出现,家庭结构模糊化、家庭关系亲密化,丧偶父母流行“搭伙居”,亲属关系淡化及母系化趋势增强,乡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未来农村农业的现代化趋势及农民的消亡.“新居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定居城市、实现乡村人口城市化的一种有效路径,这一路径具有类型上的典型性.     

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基于社区理论的实证分析

目前,在传统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挤压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的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新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并呈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的特质。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制约以及自身特点的原因,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一个更加困难的系统工程。面对这一基于乡城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本文以社区理论为视角,分析了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专属社区在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功能,提出了通过构建社区这一场域来改变农民工固有的惯习,并推动和实现其城市融入。这一模式对于西部地区乃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转型与发展趋势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通过考察农民工政策转型的历史,分析农民工政策原因、动力和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的全面转型是适合城市与农民工和谐共赢发展、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问题根本解决的必然政策路径。对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寻找未来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和可操作化路径。     

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四川及山西三省的村庄实地调研

基于不同农村地区的数据调查和微观个案透视,本研究认为农业女性化是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农业女性化遵循着家庭集体主义理性决策的路径,在性别劳动分工中,家庭再生产任务在女性劳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先序,农业生产实际上是其承担家庭再生产责任时的一种顺势行为,代际抚养与陪读现象也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传统性别文化和家庭观念、村庄舆论的共同作用下,留守务农往往是农村妇女基于现实的自主选择,并成为农业女性化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决策权,夫妻异地的性别分工由于共同支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成为维系农村婚姻关系的新力量。     

新家庭主义与农村青年家庭的代际关系研究——以广州外来务工“的哥”为例

“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是家庭内部的两对主要关系。在传统中国家庭,父子关系是主轴,夫妻关系基于繁衍后代的义务成为父子关系的延伸。随着时代的发展,夫妻关系的地位有所提升,夫妻关系与父子关系谁为家庭关系主轴的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按照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路径,当前中国应该是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但是在现代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现实的经济压力迫使家庭越来越难以脱离父母的支持,夫妻关系地位的提升并不一定会同步带来代际关系的减弱,尤其是针对北方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更是如此。在当下中国北方农村出现的“新家庭主义”等新的家庭现象再一次将父子关系的重要地位推至台前。本文以广州外来务工的河南“的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深描得出结论：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将年轻“的哥”推回家庭,代际关系更加密切,并再一次成为当前中国北方农村家庭内部最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