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作——读戈登·伍德的《自由的帝国:早期共和国历史(1789～1815)》

2009年,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戈登.伍德推出了《自由的帝国:早期共和国历史(1789～1815)》(以下简称《自由的帝国》)一书。①伍德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是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治史成绩斐然。他曾经撰写多部关于美国早期史的优秀著作,其中包括荣获班克罗夫特奖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     

苏联解体的制度因素与行为因素

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视角加以解释,但是离开具体历史场景的一般意义的解释会流于抽象,反而模糊了具体的原因.就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而言,在讨论其发生的原因时,哪些因素表现了长期历史进程的发展趋势,那些因素作为过程性历史运动的力量组合发挥作用,都需要放到苏联国家体制的建构和历史演化中作具体的分析.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美国农业福利政策的演变(1862～2000)

农业是美国经济中受政府干预最强的产业之一。纵览美国农业政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经历了从间接推动农业发展,到市场干预与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再到农业福利政策收缩的过程。这一演进过程的背后,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错综复杂。农业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制度的互动,推动了美国农业政策的不断变化,是美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国际史”到“共有的历史”——徐国琦教授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述评

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近期出版多部著作,对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化和国家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徐国琦教授对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同时,徐国琦教授通过中国对国际体育的参与,透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他提出的“共有的历史”,在推动中美关系史、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处理未来同美国乃至世界的关系富有启发。不过,要更有效地发挥“共有的历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概念、内涵、边界等方面需加以界定,其与国际史、跨国史、全球史等学术理念的关联与差别也需详细澄清。     

战略考量与经贸导向:改革开放初期联邦德国的对华政策(1978～1982)

改革开放初期,联邦德国与中国的接触迅速扩大,两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协商不断增多。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美国是制约中德双边关系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但中德双方集中发展经贸交流,并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这使得双边关系得以克服这些外在的束缚,从而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以及联邦德国的联邦制度给中德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桥梁。同时,当时联邦德国驻华主要外交官员对有关问题的冷静思考也促进了德方对中国的理解。其中,经济因素对中德关系的影响显得越发重要。     

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8)

20世纪70年代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之重启,奠基于两国科技界在太平洋两岸所厚植的业缘与学缘。在中国方面,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流政策实践的延续,也推动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科技交流的恢复及合作拓展;在美国方面,它既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科技界积极推动与中国开展交流努力的成果,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在外交中运用科技工具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受波诡云谲的冷战国际政治与动荡转折的两国国内政治影响,中美科技交流的实践直接服务于外交目标,虽然以民间交流的形式开展,但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反复性。两国政府以民间科技交流推动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初衷尽管相近,但在实践中对于科技交流的性质、目标、渠道、形式等问题的认识,分歧和矛盾愈益突出,逡巡不前的政治关系反而成为民间科技交流的桎梏。观念本应随着人员交流过程中主动习得见闻而发生转变;但在特殊政治秩序和文化环境下,领袖话语、政治话语约束着科技知识分子对两国民间科技交流的叙事,又进而塑造着更广大科技群体和民众的观念。     

后殖民视野下的中美舆论宣传战(1949～19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对华宣传政策的方针主要围绕《美中关系白皮书》展开,主要是诉说中美友谊、离间中苏关系。美国宣传机构主要通过其在华旗舰宣传期刊《今日美国》,从中美友谊、美国不是帝国主义、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美宣传三个方面入手,对华展开大规模宣传攻势。《白皮书》和美方的宣传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掀起批判《白皮书》和反驳“中美友谊”为主轴的大型反美宣传运动。毛泽东主席系统地讲述了三个观点：美中不是友谊而是侵略关系,美国要把中国作为保护国,《白皮书》所言的中国革命性质和道路问题是无稽之谈和“唯心史观”。从后殖民视野出发,两种观念的冲突实际上是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恩人家长观念”和反殖民的“革命民族主义”的交锋。美国宣传对华的“友谊”“恩德”与“保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则是强加给中国人的奴役与帝国主义。这种宣传战至今仍有现实回响。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前美国政治困境及原因

美国“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反映出当今美国政治的极化困境。许多学者将美国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强视作政治冲突加剧的表现,但忽略了政治冲突是具有不同性质且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冲突的“变质”,即良性政治冲突转变为恶性政治冲突。这种良性政治冲突来源于“宪政平衡机制”和“混合政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根植于深厚的“民情”和“共识”的社会文化基础。随着美国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情”和“共识”的衰落,政治上“积极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政治精英和大众选民中“温和派”影响力的减弱,导致不同群体间敌对程度的加剧和对话空间的消失,政治冲突的性质开始逐渐恶化,最终导致了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困境。     

外化与异化：日本文化的成长与困顿

日本文化是在外化与异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混合文化”(1)有人称之为“杂种文化”。(2)从一万年前到公元前三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文化时代。此时日本人与大陆来往甚少。在这一段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一个狩猎国,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优秀文化。从事水稻种植的农耕民族开始从中国的长江流域经过朝鲜半岛而到达日本列岛,与当地人形成此后的“复合民族”,(3)也就是今天的日本人。徐福入海东渡对日本社会变革及文明     

“单一行政官”理论与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

"单一行政官"理论是在对美国宪法有关总统权力条款的解读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任何对总统掌控行政部门进行限制的企图都被视为违宪。"单一行政官"的概念形成于200多年前的制宪会议。后来,"单一行政官"理论不断地发展演变,为美国总统不断扩展其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单一行政官"理论通过证明总统扩张权力的正当性,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构成了威胁。要厘清总统权力的边界,必须参照宪法的文本和结构,同时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从外交到移民——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转变分析(1948~1957)

“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冷战初期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国在围绕其去留的反复较量中,美国的政策变化不仅是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其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留学生与中共的跨国政治联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在争取滞留人士过程中的方针策略。此外,部分滞留的中国留学生转化为永久定居美国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政策中创造了诸多“先例”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此后旅美外籍留学生申请永久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对海底权利的诉求与国内利益的平衡——以海底界限的争论为中心(1969～1972)

美国海底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利益的平衡.本文从政府部门间、利益集团闻及部门机构与利益集团闻相互博弈的角度,对影响美国海洋政策转向的因素进行探讨.文章认为,1945年<杜鲁门公告>是美国首次海底权利声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关于是否扩展大陆架权利的争论.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宽狭大陆架界限的分歧到利益集团关于经济利益与军事利益的争论,其中的分歧或趋同主导了尼克松政府在海底界限问题上的两次政策转向.最终美国将海底问题交由联合国,回归国际海洋体系.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部门、集团利益在美国海洋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

1961年，肯尼迪政府依据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制定了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政策。在新方针的指导下，美国努力减轻对韩国的经济援助负担，积极鼓励韩国遵循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走向“起飞”，最终成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外部动力。美国对韩国的开发援助政策存在悖论：一方面接受甚至促使朴正熙政权广泛干预经济，协助当地政府制订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又以韩国为“样板”浮夸式地宣扬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对欠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推动作用，抵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第三世界的传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目标与手段的分离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对立还是趋同：试析发展融资领域的“美国方式”

近年来,为抗衡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发展融资领域日益提升的影响力,美国提出了“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等一系列竞争政策,旨在以鼓励私营资本的、市场主导的“美国方式”对抗“一带一路”倡议。本文认为,“市场主导”并不是美国实施发展融资的主要特点。美国通过主导两个国际机制影响基建资金的流向——国际发展机制和国际出口信贷机制;前者主要依靠政府分配资金,后者则限制政府干预企业行为。相反,后发国家则倾向于将发展融资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以官方融资激励企业前往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面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工业国家开始转而采用后发国家的方式,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呈现“南方化”。“重建更好世界”倡议体现了美国方式向中国方式的趋同。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美国应对常规外交问题的模式——以对冲绳问题的决策(1945～1969)为例

本文以1945年~1969年美国对冲绳问题的决策过程为例,研究其官僚机构如何应对非危机情势下的非重大外交问题。本文认为,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中层官员在协调美日立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推动两国的高层逐渐认同他们的观点,缩小分歧;随着事态的发展,冲绳问题逐渐由边缘问题变为白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白宫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制度、组织与激励——论匈牙利“非自由的民主”

西方国家对匈牙利非自由的民主批评过于片面,忽略了已有制度为政治和经济组织提供的激励以及这些组织对制度的影响。转轨后匈牙利的政治制度为政治组织提供了进一步维持集中化的激励。经济制度则给组织带来了推动制度变迁的激励。最终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渐相互促进和兼容,形成了稳定的制度体系。由特定政治和经济组织组成的联盟则从这一体系中获得收益。总之,非自由的民主体制是制度与组织、制度与制度的互动结果,而非欧尔班在任十年的个人功劳,因此,有必要以制度演化的视角来解析匈牙利的制度体系及其起源与演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