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它们均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协调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为目的。由于《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存在调整范围与调整方法上的差异,故此,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的关系界定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或者并存的基本法,而应当进行类型化分析。具体而言,《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了充实与丰富发展;其二,《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转介条款或相关规定指向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其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相对于《民法典》的规定是特别规定而应当优先适用;其四,《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有不同的规范目的而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形。     

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作为行政侵权的客体经历了一个不予承认到给予承认,从最初的采取限定主义原则到后来的非限定主义原则的过程,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的行政侵权制度并未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很不完善。在我国建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制度是必要的,为了切实地保障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权利,应当遵循全部赔偿的原则,而且要对赔偿数额进行量化。     

论个人信息主体基础法益的设定与实现——基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反射利益的视角

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没有确立“个人信息权”概念,但有关条文使用了“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表述,由此带来了关于“个人信息权益”的理解困惑。从法律实证的角度来说,现行法其实并未对个人信息主体基础法益进行直接确权,而是将其隐含规定在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为重心的体系设计之中,呈现为一种反射利益意义的基础法益设定。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视为“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隐含个人信息基础法益的特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引入了以强化多重治理体系、压实行为主体责任为内容的独特实现路径,具体包括“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的合力。以此为分析,可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其所确立的多项个人信息保护权,属于强化治理体系结构中的机制内涵,而不可混同理解为基础法益。这些权利因具有请求权的形式,也称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可以纳入广义人格权请求权的范畴。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事业中的重要部分。但既有的社会实践面临着忽视未成年人的特殊需求、疏忽社会情境的复杂性以及企业合规不尽人意的困境。现有的法律规定也面临着“赋权与保护”和“个性化与平均年龄”这两大争议。当重申未成年人利益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并且在相涉的利益之间确立“公共利益>未成年人利益>企业利益”的排序时,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路径的构建就可以应对上述困境与争议。因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路径的构建应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为目标,在推动未成年人、父母和学校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以约束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谋求,同时倡导监管机构履职尽责以规范企业的信息处理行为。     

关于隐私面单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思考

网络经济时代,快递面单承载的收寄件人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屡遭泄露导致消费者被诈骗遭受财产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推广隐私面单保护个人信息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企业主体保护意识薄弱、行政监管乏力等导致隐私面单推广屡屡受阻。检察机关立足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度优势,以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双职能,促进依法行政,助力隐私面单推广使用,有效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合法权益。     

从监管角度审视刑事诉讼中被羁押人员的权利保障

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个人尊严和合法权利进行正当保护,既是公平正义法律价值的追求,也是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看守所为主的刑事羁押主体应当正视当前对在押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在羁押过程中侵害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外因和内因,以羁押监管角度明确其监管行为本质为刑事诉讼中的行政管理行为,并以此为出发点,从保障机制、预警机制、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等方面探讨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体系。     

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观察

作为一类具有高度技术性专业性的行政规则,技术标准在实质意义上发挥着法的作用。本文立足我国法律文本和司法审判实践,探讨了技术标准对司法的规范效应,指出技术标准构成了判断行政审判中事实认定构成要件的基准;而且技术标准对于判断违约责任是否成立,侵权责任中加害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有着重要的作用;技术标准还可以填补刑法规范上的空白构成要件,在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