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立法研究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许多生活垃圾也随之产生。面临"垃圾围城"状况的城市,亟需在法律的规制下得到治理,以解决困境。本文从城市生活垃圾的相关概念入手,介绍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立法现状,进而提出了其在立法上的存在问题。最后,对于如何完善,笔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澳大利亚垃圾桶责任到人

给垃圾分类已不是新闻，但像澳大利亚这样全民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国家，可谓凤毛膦角。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几乎每户有一个专用的垃圾站，里面最少有3个垃圾桶，分别标有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和植物垃圾的字样。市政府为民众免费派发的垃圾分类指导手册中（以下简称手册），会示范一些日常垃圾的正确分类方法。     

我国商品包装物回收的制度完善

商品包装物产生的垃圾问题,基本上无法完全由市场机制加以解决,国家有必要以法律手段管制垃圾问题,减少包装物产生的垃圾,加强包装物的回收利用。我国关于商品包装物回收已经有较为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已经明确了包装资源应当进行回收利用的法律要求,也明确了生产者责任延伸至回收环节,构建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为落实法律规定的包装资源回收要求,有必要完善立法,通过政府的有效管制措施,延伸政府管理,应通过征收包装物回收处理费的方式,避免商品过度包装,加强商品包装物的全面回收。     

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研究

城市,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所以,城市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近年来,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逐渐受到社会各级的关注与重视,政府部门也对于这个与每个公民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在立法上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从我国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严峻形势出发,需要更加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杜绝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本文通过对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相关法律的分析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     

循环经济视域下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的法律调整

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际工作中,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都有内在的诉求.从循环经济视角看,我国大部分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呈现结构失衡状态,体现在治理路径末端化、垃圾循环利用形式化、源头减量边缘化和治理机制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认识、治理重心、治理核心环节资源配置以及治理工具等方面存在偏差.我国要以循环经济模式构建新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机制,需要在治理路径、法律义务主体、减量化行为模式、杠杆规制点和规制工具等方面进行法律调整.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立法的必要性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现状,在介绍国外地下空间权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对比我国在地下空间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对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立法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和研究。     

城市水污染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本文首先对城市水污染生态补偿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分析了建立城市水污染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基本依据;之后对我国现行立法中与城市水污染生态补偿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并指出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城市水污染生态补偿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低碳城市建设的法制应对——以南昌为例

低碳试点城市、示范城市建设成绩备受瞩目,但是,低碳城市的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法制的缺位不利于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加快地方立法的步伐,以应对低碳城市建设中的法律问题,以制度创新促进低碳城市发展。     

法治如何将『垃圾革命』进行到底

近期,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对推进垃圾分类制度作出了全方位的顶层设计,并将46个城市率先纳入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之列,到2020年年底前,其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达到35％以上.这标志着,一场向垃圾宣战的环保风暴,正式吹响了号角.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围村,与发展和消费同步激增的垃圾污染,已演变成当下中国极为严峻的环保危机.为了摆脱垃圾处理能力不堪重负的困境,近年来不少地方试图兴建更多的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却频频引发选址地居民的群体性抵制行动,以至垃圾公害进一步升级为权利冲突难以消弥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分类综合利用的环保新思维,从源头减轻垃圾污染隐患和处理负荷,实现变废为宝的垃圾资源化,无疑开辟了根治垃圾危机的终极救赎之路.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之立法初探

我国城市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土地利用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土地平面开发模式逐渐转变为立体开发模式的过程中,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及其使用权管理相关的诸多问题没有被妥善处理,尚欠缺系统的城市规划法律规范。笔者基于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之法律缺陷,借鉴国外城市地下空间的立法经验,拟对开发我国城市地下空间的立法提出建议。     

循环经济立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路径选择

循环经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而建立的,最大限度地利用废弃物,最小限度地利用天然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球环境负荷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价值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循环经济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及相关法律制度,能够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持续有效地解决循环经济运行中的冲突,保障循环经济的有效推行。     

婴儿猝死综合征的研究现状及其法医学检验

婴儿猝死综合征(dudden infant death s yndrome,SIDS)一直是法医学和儿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相对于北美、欧洲、澳洲以及日本等地对SIDS广泛深入的研究,来自中国的报道相对较少。本文通过总结文献,介绍SIDS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和新的发展趋势,并结合2004年各国学者在美国圣地亚哥公布的SIDS分型,讨论实际检案中需注意的问题以及推进其调查研究的可行性。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同案重复诉讼问题（中文摘要）

随着中国内地与香港跨境经济活动的增加和融合,近几年跨境纠纷也相应增加。同一案件经常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提起诉讼。这不仅浪费了当事人的时间和资源,也消耗了司法资源,从而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而且,由于在内地和香港两个不同法域进行审判,争议会拖延较长时间,对两地经济交流和融合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重复诉讼导致的另一问题是两个不同法域的法院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在中国对香港恢复主权统治之後,有人或许以为这一问题会比较容易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将讨论如何解决同一案件在中港两地重复诉讼的问题。     

澳大利亚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家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的专家证人制度虽起源于英国,但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颇具特色,尤其是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门知识规则、专家性规则、普通知识规则、基本规则和终局性问题规则等。为了克服专家证据带有偏向性和专家证人被滥用的弊端,澳大利亚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提出了不少相应的对策,这为我国亟待改革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历史流变中的民事诉讼证据种类

在我国证据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事诉讼证据种类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清末修律之时,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两次转变都是在直接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前提下发生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种类是在第二次转变中借鉴前苏联有关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建构的。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演进轨迹进行考察与分析,对当下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生产者延伸责任的扩张性解释

生产者延伸责任是指生产者就其生产的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应承担的责任。生产者除应承担传统经济、行政法上的产品质量责任、民商法上的产品侵权责任(包括环境侵权责任)外,其责任还必须延伸至原材料的选用、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废弃产品的回收和循环利用与最终处理阶段,以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生产者延伸责任产生的制度渊源是环境法上的生产全过程控制治理模式,思想理论渊源是循环经济理论。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s applicable to generators of hazardous waste; state program requireme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Final rule

On February 26, 1980 and May 19, 1980, under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RCRA),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published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a system to manage hazardous waste. Those regulations allowed hazardous waste generators to accumulate hazardous waste on-site without obtaining a permit or meetin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requirements if they shipped the waste off-site within 90 days. On November 19, 1980, the Agency published an interim final rule which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provision to include generators who treat, store or dispose of hazardous waste on-site. The final rule published today retains this change. As a result of public comments, the Agency is making several changes to the interim final rule. These changes (1) Clarify that the provision is applicable to all generators, including those who accumulate hazardous waste for the purpose of use, reuse, recycling and reclamation, (2) remove the requirement for use of DOT containers, (3) revise the labelling and marking requirements for wastes accumulated in containers and tanks; and (4) allow an extension to the 90-day accumulation limit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推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既是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持续发展的成功之举,也是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呼唤着循环经济立法的跟进与法制的保障。本论文针对循环经济法的立法架构、有关立法概念的定义表述、部分条文规范的设置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从我国资源循环利用实践和立法可行性角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完善立法的相关建议。     

When siting works, Canada-style.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poses increasing problems for Canadian provinces and American states, given the vast quantities and types of wastes generated and the virtual inability to open new storage, treatment, or disposal facilities.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is very similar to the American one in many respects, except for the fact that three provinces (Alberta, Manitoba, and Quebec) have devise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siting that appear successful in moving beyond the political gridlock so common on this issue. In each of these cases, traditional, top-down approaches to siting have been eschewed in favor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at includes extens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pensation packages, formal partnership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and direct links between siting proposals and other aspects of waste management, including waste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export/import control.     

论数据可携权在我国的引入——以开放银行为视角

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州、印度、马来西亚等法域已经引入了数据可携权。我国是否应引入数据可携权,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开放银行是数据可携权最先行也是最有价值的应用场景,开放银行的理论基础是数据可携权。从开放银行的视角看,我国应引入数据可携权。但无论是数据可携权的引入,还是开放银行的实施,都宜循序渐进地分步骤、分阶段进行,而不宜一步到位。具体而言,我国应首先通过开放银行来引入数据可携权,待实施一段时间,积累了相关经验之后,由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相关行业逐步引入数据可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