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原因探析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较早实现民主转型的东南亚国家。威权政体合法性的丧失、教会的推动、军队的倒戈、美国的操纵以及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这五个方面的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了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实现。     

威权政治与经济成长的关系——以威权体制时期的台湾为例

战后实行威权政治之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发展绩效,所反映的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结构的不同.威权体制下台湾的发展经验表明,在非民主体制下要达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某些结构性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经济和政治的结构分离、经济理性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导向、经济决策系统的专业化和"非政治化".威权政体在推动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推动自身变化的条件.     

社交媒体:民主终结者?

<正>社交媒体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了政治,这在某些国家动摇了原本以温和中年人为主要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当激情主宰了政治过程,政策就难以避免多变而极端。近几年来,社交媒体不仅动摇了威权政体,似乎也威胁到了代议制民主的根基。希腊激进左翼的上台执政、德法等国民粹势力的壮大,乃至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兴起,都离不开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实现经济民主的必要条件

经济民主是奠定政治民主、社会生活民主的基础。没有经济民主,就没有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从而也不会有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没有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应的民主的生成也就失去了客观的条件。本文拟就经济民主的内容及其实现的条件作如下探讨。     

试论民主进程的制约因素

民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它必然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特定社会的政治因素、一定时空的文化环境、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对民主的进程也有重要影响。它们从不同程度上制约作为国体和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发展,界定着意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民主范围,影响着表明人们普遍的权利(力)观念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     

韩国政治转型与中产阶级的作用

在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实现了从臣民政治文化向臣民——参与者政治文化的转型。韩国中产阶级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变革与保守的双重性,既是民主政治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权威政治的维护力量。在韩国由权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中产阶级造就了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互动发展,形成多元政治自主权对国家权利的分割与制衡。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在后发型国家实现民主法治过程中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的互动效应分析

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也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现代化进程中 ,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能够形成正向互动 ,即社会分化为政治稳定的实现奠定社会环境基础 ,合理的结构功能基础及心理文化基础 ,发挥了正向促进效应 ,同时政治系统的稳态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建立符合转型社会要求的政治控制体制是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     

政治和谐与知识分子参与

政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可以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奠定必要的政治基础,为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状态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为实现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基本的政治保障和法律支持.认同主导政治文化,把握政治和谐正确导向;发展先进生产力,夯实政治和谐物质基础;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拓展政治和谐实践空间;正确发挥监督职能,推动政治和谐健康发展,是当代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责任.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心理的嬗变与发展

社会体制的转型催生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心理现代性变迁,进而支持和促进了中国政治的稳定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扎根与最终建成,将为公民政治心理优化创造良好的制度平台,独立政治人格的塑造则为其成熟奠定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     

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既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政治学的发展概念。抗争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发展,它既发展了社会理论,也创新了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民主转型理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分析,并把其放入民主转型理论的范式转换中来思考抗争政治的含义、特点和过程,有利于深入地研究和解读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的相关问题,应该说,抗争政治提供了民主转型的新视角,虽然抗争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民主转型,但它的出现对于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培育积极的公民意识和构建公民社会,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抗争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联性在于：在民主国家,抗争政治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民主转型的催化剂;抗争政治的三种结果,即被镇压、制度化和民主转型的实现。     

西方古代政体学说的终结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西方古代政体学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但其内涵和诸要素却一再变异和重组,直至19世纪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终结。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以统治者的人数作为依据的政体分类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政治体善恶优劣的标准被置于他处:在博丹和霍布斯那里,是它能否更好地维护主权;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和康德那里,则是它的统治方式是否合乎法治与分权制衡等规范。古代政体学说所坚持的德性原则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原则。古代政体学说中的贵族政体、混合政体等要素逐渐融入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态即代表制民主和立宪民主当中,代表制民主和立宪民主成为西方现代唯一正当的政治形态。     

走向依法治国──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50周年

今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在这半个世纪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这一时期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围绕当时的重大任务而进行的，并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第一，确立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     

试论民主及其价值

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机制和程序,更重要的是一种国家制度,它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途径,政治解放造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为社会主义民主所取代;民主价值的实现是与国家制度紧密相联的,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在基本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改变了民主只是社会少数人进行社会统治的技巧和机制的历史现象,为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以至最终消亡奠定了基础。     

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理念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更深刻的解读和把握,催生了执政理念的历史性飞跃,由此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试论作为政体的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社会主义民主,三位一体,方能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度社会主义民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国体方面说,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真正作了国家的主人,在国家政权中居于统治地位。二是从政体方面说,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效地组织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管理国家的政治形式。三是从广泛社会生活方面来说,指把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使人民从间接当家作主向直接当家作主逐步过渡。我国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讲,虽然是优越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但在     

法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研判:萧公权的政体分类学

萧公权的政治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治政体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主要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讨论:根据法治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归纳出法治与专制两种不同且对立的政体类型;认为法治政体包含贵族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重点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论证民主立宪政体所具有的法治政体的性质;专制政体则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体为标本。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肃公权思考了中国的政治病及其救治的方法。     

东亚民主化过程比较分析——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比较对象

日本、韩国的传统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台湾的文化本身就是儒家文化,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它们都面临政治文化的价值重构问题.它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民主政治诉求,推动了政治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进程,并在政治现实中艰难地实践这一民主理想.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十大特点

早在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使作为我国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巩固起来,作为我国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4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在初步形成以后,虽然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总的说来,仍然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     

民主理论的发展：超越与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超出了许多学者的预期。既有的主流民主理论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只能依靠“威权韧性”来作出回应。这一事实表明，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经验基础之上的政治学理论正面临来自中国实践的挑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超越“民主—威权”二分法，将二分法转化为包容性的“三位一体”概念框架，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与西方民主相并列的亚类型来看待，并在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基础上，重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理论。     

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与民主政治建设——以广西民族区域自治为个案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属于民主政治范畴.世界上不同政体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治理模式,中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是由我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国情决定的,也是符合各民族人民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的.本文从民族区域自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贡献、广西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与启示这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