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视角下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与社会控制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转变为关爱性的救助管理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但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诸如救助主体权责不清、救助对象身份难辨、救助过程疏于管理等.与社会救助相关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技术的改进是解决社会救助问题的根本之策,管理方法与行政方式的转变是化解社会救助障碍和矛盾的关键.引入战略性管理可以有效保证政策执行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全方位变革社会救助和行政管理运作模式,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的合理化与科学化进程,系统解决社会救助工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公安民警危难救助的立法缺失与完善

公安危难救助是一种紧急的行政救助行为，它既是公安民警的职责性义务，也是公安民警的身份性义务。当前，公安危难救助在立法存在诸如对危难情形的界定模糊、救助对象过于狭窄、救助程序不规范以及法定免责事由缺失等问题，需进一步予以完善。     

论市场经济下行政救助的法律调控

论市场经济下行政救助的法律调控张淑芳，关保英行政救助亦称行政物质帮助，是指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对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因处于某种困境或不利状态或其它特殊情况下，依照有关法律规范的规定或行政职权，给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金钱利益的一种行政行为。市场经济下，...     

试析警察救助行为

警察救助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警察行政行为,是随着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从法理角度厘清警察救助行为,正确认定警察救助特征、原则,对警察严格执法、执法为民影响重大。警察救助应否定非职权救助,以更好地体现警察职能,发挥警察组织这一公共资源的最大效用,实现公平、正义,推进依法行政。     

灾害救助中的政府与NGO互动模式研究

NGO在灾害救助中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在灾害救助中最能显现政府与NGO的互动关系。本文聚焦灾害救助中政府与NGO的互动模式,以日本阪神地震、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救助为个案分析了自主协作型模式,以中国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灾害救援为个案分析了行政吸纳型模式,并进一步比较两种互动模式,为中国政府灾害救助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中的护送义务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护送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到救助场所。据此,在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活动中,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负有护送流浪未成年人到救助场所的义务。这种护送行为属于授益行政行为和行政法律行为,并可分为应申请行政行为和依职权两种类型。护送行为的对象包括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和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对违法护送行为的救济主要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实现。     

关于警察阻止公民自救其跳楼女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警察阻止公民自救其跳楼女儿一案,触及了警察救助与亲属救助的冲突及法律适用问题,引起了行政诉讼学界的关注。警察在救助现场排斥原告对其跳楼女儿的自救,其行为带有人身强制性,属于对被救助人采取的准行政约束。但大家对于警察救助是否能排除亲属自救以及警察阻止家属自救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却存在着不同看法。     

关于警察阻止公民自救其跳楼女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警察阻止公民自救其跳楼女儿一案，触及了警察救助与亲属救助的冲突及法律适用问题，引起了行政诉讼学界的关注。警察在救助现场排斥原告对其跳楼女儿的自救，其行为带有人身强制性，属于对被救助人采取的准行政约束。但大家对于警察救助是否能排除亲属自救以及警察阻止家属自救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却存在着不同看法。     

行政给付程序论简

与给付行政不同的是，行政给付行为是一种单方的、授益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给付的正当法律程序可从中请程序、告知程序、听讧程序、简单程序、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给付不能的救济等环节展开和完善，其给付程序的立法体例宜在未来之《社会救助法》中统一规定。     

行政给付中的行政行为

我国应建立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以及给付行政模式相适应的行政给付行为理论。这就必须改变传统理论中将行政给付定位于行政救助和行政物质帮助的不正确做法,拓展行政给付行为范畴,增强政府的授益性。为此,应将行政给付行为界分为行政给付行为、行政给付相关行为和行政给付效果行为。     

我国行政给付制度的完善

随着政府职能的重心由秩序行政向给付行政的转移，给付行政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越来越深。我国行政给付制度无论在观念上、概念上还是法律制度上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借鉴国外的行政给付制度，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行政给付制度应当包括行政救助、行政保障、行政供给和行政资助。     

论穷人权利的保障及制度安排

我国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保障吃饭、健康、住房、教育等基本生活需要是他们最重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立和实施了社会救助制度，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立法滞后、城乡二元结构、行政治理水平不高等原因，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未得到切实的保障。今后，国家应当加快制定《社会救助法》，建立社会救助法律体系；提高社会救助治理水平，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制度，加大社会救助投入，提高社会救助的执行和监管效率，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完全实现。     

论我国公民的物质帮助权

物质帮助权以道德权利、宪法权利和实定法权利三种形式存在着,不同层面上的权利性质不同,义务主体也有差异。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物质帮助权,但宪法权利的实现以具体法律的规定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为条件。我国目前已有具体法律规定的物质帮助权,实现形式有扶贫、最低生活保障、法律援助、特殊对象救助和灾害救助。针对我国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宪法中增加“公民最低生活标准权”、完善行政救助立法、加强对农民物质帮助权的保护。     

论我国警察对危难的救助

“见危应救”是人民警察法要求的人民警察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之一。人民警察危难救助的内涵及范围、救助的主体、救助的时间、技能和条件须明确界定。人民警察“见危不救”应承担刑事、行政和赔偿费用的法律责任；特定情形下人民警察“见危不救”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司法鉴定救助的实践性反思与制度改进

司法鉴定救助实践随着2005年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而渐成规模,其产生原因,一是部分当事人过于贫困,完全无法承担合理限度之内的鉴定费用;二是如同“四川天价鉴定费案”所反映出的社会鉴定机构的市场化与盈利化的功能定位,造成一些当事人无法给付鉴定费用.虽然众多省市司法行政机关与社会鉴定机构针对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救助行动,但司法鉴定救助的实践运作尚有较大改进空间.事实上,司法鉴定救助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与地方因地制宜,建构政府主导型与社会鉴定机构积极配合的操作模式;此外,国家还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合理规范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同时平衡司法鉴定的救助需求与社会鉴定机构、地方政府的救助能力.     

芬兰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及其经验启示

芬兰作为典型的北欧福利型国家,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自1982年芬兰制订社会福利法案以来,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工作从立法层面得到了保障.芬兰的社会救助工作起初由各地方自治市的政府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所需资金由地方政府承担.在基础性救助金计发方面,其制度既考虑了一些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必要、合理性开支,也抵减了一些申请者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收入.在2014年社会福利法案修订并于2017年正式实施后,社会救助工作改由中央层面组织,具体由芬兰社会保险局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实施,所需救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共担.这种改革对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优化行政资源配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芬兰科学合理的救助金计发方式及其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后产生的效果,为我国社会救助工作的发展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几点建议——与日本司法救助制度的比较

诉讼救助制度是保障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我国应建立相应的司法救助申请救济制度,对于驳回的司法救助的申请应允许当事人上诉。     

社会救助就要“九龙治水”

<正>5月1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规定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具体内容,对于维护困难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此作出重要批示:"各地区、有关部门要编织好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的安全网,发挥社会救助的应有作用,兜住民生底线。"扶危济困,重在立行。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能力建设

流浪儿童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其形成具有制度性原因,它与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关,与某些家庭的贫困化、解体和解组有关,也与社会管理的模式有关。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需要进行新的制度建设,也需要完善救助保护系统,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领域应实施社会工作制度,从而加强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能力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被害人救助问题研究——兼论经验维度和规范维度的良性互动

被害人救助工作自开展以来受到社会的好评,在经验层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展开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理论上的"自说自话",二是实践中的"我行我素",这种规范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严重脱节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检讨被害人救助的规范研究,汲取被害人救助的经验成果,将是未来全面构建中国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