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犯罪规定模式中的谦抑性问题研究

谦抑性是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谦抑性的贯彻落实和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模式密切相关。从形式上看,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规定模式在立法上未体现出谦抑性的要求,而采用立法定性+定量的规定模式在立法上直接嵌入了刑法谦抑的基本理念。但是二者只是涉及到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理方式问题,并不能代表刑法是否谦抑。采用立法定性+定量的刑法规定模式,要明确构成要件要素和客观处罚条件,在司法中对定量要素进一步确认,刑法谦抑性的贯彻需要立法和司法的共同作用。     

中国食品安全刑法改革的系统性思路与进路

食品安全刑法应当保持谦抑还是扩张,不仅仅是刑法自身所能回答的问题。应当从食品安全保障系统整体进行研究。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总体上应表现为适度的扩张性,具体应当是罪的适度扩张与刑的适度谦抑的统一。就罪的扩张而言,主要涉及食品范围界定之适当扩大与犯罪行为方式之适当拓展;就刑的谦抑而言,应在坚持轻刑化原则基础上扩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在刑事立法上扩大食品安全犯罪圈的同时应保持刑罚制度的适度宽容性;在刑事司法上增强对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反应的敏锐性与及时性,强化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以提高刑法的威慑力。唯此才能实现食品安全刑法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的统一。     

论犯罪控制的刑法功能、限度及其对策

刑法规范作为一种必要的犯罪控制方式,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为社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刑法进行犯罪控制的功能发挥是有限的,不仅是刑法的谦抑性使然,还包括强力制裁带来的负效应问题和犯罪治理方式单一化的弊端等。因此,对犯罪的综合治理,应在犯罪控制与公民自由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充分发挥犯罪预防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规范刑法的正义价值取向,关注民众的权利与需求,培育民众的道德规范,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构建符合刑法谦抑的刑法体系

刑法谦抑作为当代刑法的一项重要基本理念,已被各国刑法理论所承认,刑法谦抑亦应作为中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从构建符合刑法谦抑的犯罪体系、刑罚体系、行刑体系三个层次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刑法体系。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及其对我国刑法“但书”的启示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最先在德国提出,后来在日本得到发展,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以刑法的谦抑主义、违法相对论和实质的违法性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刑法也讲究刑法的谦抑性,认定犯罪时考虑社会危害性程度,这说明我国与日本刑法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我国刑法中对承担出罪功能的"但书"的规定不明确,而日本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判断标准则相对明确,可以为我国的"但书"提供理论支持.     

论社会文化对犯罪界定的影响

犯罪虽然由法律所界定，但刑法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受到社会化的深刻制约，犯罪的范围界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就不尽不致。立于社会化的视界，透视各种化现象和犯罪界定的联系，不难发现犯罪界定受到法化传统，社会哲学，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化因素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对犯罪的理解应当植根于化之中，了解并把握立干背后制约犯罪划定的社会化机理。     

法益保护视角下我国刑法分则罪刑规范构造模式分析——以数额犯为切入点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罪刑规范的实质是法益保护规范。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罪状构造模式实际上是“犯罪成立模式”，是刑法对某种特定行为构成犯罪的“最低要求”。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未遂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犯罪成立与否讨论的是罪与非罪、是否发动刑罚的问题；而犯罪既遂与未遂是在确定已经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对于刑的规范而言，立法事实上确立了以既遂为标本的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犯存在既遂与未遂的不同形态，而结果犯只存在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结果不发生就不成立犯罪。因此，在具体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就需要运用法益保护的原理，仔细辨别哪些犯罪是行为犯，哪些犯罪是结果犯。     

生态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

现代工业社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这种风险具有人为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及后果的延展性特点。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场景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刑法已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风险的需求,生态危机的凸显不断拷问环境犯罪刑法规制方式的有效性,作为生态风险防控的最后一道屏障,环境刑法应在风险防范理念下,扩充法益、引入危险犯、合理设置罪名及配置刑罚等,以实现预防环境犯罪、控制生态风险、保障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规训与克制:论两高解释第五条(一)至(三)项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定的解读与反思

互联网发展也带来了数据的共享,而数据中包含的个人信息被侵害的现状日益严重。审判实践中一般根据犯罪数额直接进行情节认定,个别非客观数额认定情形类案件,其判决结果一经作出即引发争议。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分则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而最新的两高解释中第五条关于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十项,其中第一至三项是本文重点探讨对象。首先,针对法益评价,本罪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社会属性法益的结合;其次,公民个人信息在认定上应当和个人隐私权、电子数据等区分,因为根据定义它更强调可识别性;最后,对"行踪轨迹"的深入探讨再结合案例法条分析,利于在今后适用时能更准确的在主观层面进行限制,以防滥用,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     

环境刑事治理领域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倡导

环境犯罪法益观的确立应当考虑法益本身的权利属性与功能定位。由于法益的享有主体必然可以还原为人的权利,故法益在发挥其功能导向的同时始终是围绕着人的权利而予以展开的。此外,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法治与权利发展现状,也应当继续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益观。"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并不是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强调继续在法治的语境下,重视公民个体的权利保障,努力构建我国的法治治理体系。"生态中心主义"的法益观并不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权利发展基础与法治现实语境。由于现有的刑事立法体系也是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而法治的构建阶段则是强调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和保障,故"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属于在合法性的基础上追求现实的合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有利于对环境予以切实地刑法保护。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继续坚持和发展"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具有现实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有利于正确地指导生态领域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进而推进环境领域治理的法治化与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监管改造的视角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本次刑法修正背景深刻、特点鲜明、亮点纷呈,是我国刑法向人道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本次修正增加了一些罪名,调整了部分犯罪的入罪门槛,取消了部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采取从宽、减轻处罚,并将社区矫正制度写入刑法。文章从监狱监管改造的独特视角分析本次修正将给监狱工作带来怎样的难度,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新情势下的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执政党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的高发态势和国际上"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走向作出的重大决策。目前,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应注意转变司法观念,树立刑法谦抑理念;正确认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使刑事政策法律化;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环境刑法保护的现状及解决路径

刑法在保护生态环境和环境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环境犯罪日益凸显,但是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刑法对于生态环境领域打击犯罪的力度远远不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手段略显乏力,这就要求刑法继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行之有效的积极姿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通过完善相关刑事立法,不断促使刑事法律机制优化,以此作为有效路径通过刑法规制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与金融危机的对话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杨: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经济学的主流?到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国际国内的事实,特别是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试论97刑法对适用范围的修改和补充

刑法的适用范围,是97刑法修改和补充的重要内容之一。从97刑法对适用范围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进步和成熟。但是,也应该承认,目前我国刑法规范对适用范围的规定并非尽如人意,尚有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本文就此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 对97刑法对属人原则作的重大修改和补充 、的认识 根据属人原则,凡是本国人犯罪,不问其犯罪是否发生在本国领域内,都适用本国刑法。由于该原则存在的明显缺陷,各国刑法在采用该原则时多加以限制。我国79刑法对于属人原则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第4条、第5条。即:1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反革命罪…     

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改造,宽严相济的重心应落在＂宽＂的政策上。刑法应树立教育刑理念和目的刑思想,刑事法律应确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和司法转处为主要原则,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法律应朝非犯罪化、轻缓化、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方向发展和完善。     

试论轻刑化的逻辑起点

刑罚从重刑化走向轻刑化,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刑法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上的作用有限性是成为轻刑化选择的现实基础;对犯罪和刑罚认识的科学化是轻刑化选择的认识基础;以人为本是轻刑化选择的价值出发点。刑法的基本原则是轻刑化选择的指导思想和考量标准。     

民事罪刑化：现状及其演变——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我国民事罪刑化问题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立法上的民事罪刑化是解决实定法上的实质犯罪的犯罪化问题。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正是基于社会结构弱化、行为人角色冲突、社会规范失调、个体自由过限等这种情势,公法的矫治才能取得正当性的基础。目前我国在刑法立法层面上的非犯罪化空间不大,甚至就我国犯罪圈的划定范围来看,相当长时间内,刑法立法的趋势应是民事罪刑化。     

论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以司法实践为视角

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有别于我国刑法中的传统犯罪,现行刑法对其适用存在空白地带,这给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活动带来了司法困境,为此我国今后亟需加大侦查力度、完善《刑法》规定及刑事诉讼和证据规则,并改善电子商务的运营环境,从而有效发挥刑法对电子商务犯罪的规制效用.     

美国金融刑法中的scienler及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启示

根据翻译理论的忠实和通顺原则，scienter应当翻译为“欺诈的故意”。美国刑法中，scienter主要应用于证券期货领域，是认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欺诈犯罪的必备要件之一。作为由判例法发展而来的scienter，其认定标准、适用范围等方面的规则，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