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礼制观念在中国古建筑中的体现——以北京四合院为例

在古代中国，礼制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规范着人们的生产活动，也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礼既是一种为人的方式，更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既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也是对每个人的道德要求。作为住宅层面的建筑，礼更是在古建筑的各个层面体现出来。以北京四合院为例，礼制在北京四合院住宅类型、住宅结构以及住宅的细节设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礼的本质及其法律意义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礼的神圣性之演化和礼的本质,中国古代之礼虽然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祭祀活动,具有神圣性,但是这一特性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逐渐演化,礼由最初沟通人、神关系的中介发展为春秋时代以礼为人世事务最终支配观念的原则。论文从对礼的本质论述中更进一步分析了礼的法律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与刑法的等级性

自原始社会末期始,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日益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领域的主导观念。礼的核心即在于树等级、别亲疏,礼治观念统治下的社会实际上是等级性凸显的社会。在这种观念和制度下,刑法亦无法摆脱等级的桎梏。受中国古代社会等级观念的支配,中国古代社会的刑法具有强烈的等级属性,这种等级性在罪名、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刑事责任的承担上均有体现。     

中国古代军法的早期形态

先秦时期军事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法的早期渊源。这一时期军事法有四种比较重要的表现形态：誓，礼，律，兵书。誓产生于夏朝，“甘誓”是夏朝的基本军事法，商朝有“汤誓”，西周有“牧誓”和“费誓”，它们大都是古代战争动员令的记录。“礼”起源于祭祀，它体现的宗法精神是夏、商、周三代军事法的核心。到西周时，礼成为军事法的主要形态，对军事行政法、军事组织法、兵役法律制度、军事后勤法律制度等都有规定。“律”在甲骨文中曾有记载，是关于军队的法律，作为一种军事法的形态，律一直在完善、发展，是我国军事刑法的雏形。兵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军事法的一种特殊形态     

礼有损益——儒家关于“礼”的一种观念

"礼"是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礼"的建构在中国先民的观念里有其自身的生活情感渊源。但是,"礼"在观念起源上并非就天然囊括了所有制度规范的含义,而是在历时地"损益"中形成的,这种损益也导源于某种生活领悟。在轴心时期尤其是儒家孔、孟那里,"礼"的观念建构既有其内在奠基,这就是"义",又渊源于生活情感本源,这就是"仁"。正是在这种奠基性关系中,儒家所主张的"礼有损益"原则才成为应然成为必然。     

先秦战争法的演变及其动力探究

先秦战争法作为中国传统战争法的源头，在军事需要和人道追求的相互作用中，经历了夏商的萌芽期、西周和春秋的成熟期，以及战国的衰落期三个发展阶段。在西周、春秋时期较为成熟的礼制文明中，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出具有丰富人道追求的、包含政治和伦理特点的战争规范。先秦战争法的演变，与先秦政治体制的演变、先秦国家法度的演变，以及人文精神的发展密切相关。     

孟子论礼的本质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 ,古代氏族社会各种礼的温情依然残留着 ,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在一定层面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尽管孟子思想中核心的观念就是“仁” ,但他依据孔子的以“仁”释“礼”的思路 ,对“仁”进行了理论抽象 ,不仅把“仁”看作是礼的内涵 ,而且他进一步论证了礼乐制度所体现的仁义礼智 ,是一种先验的道德理性 ,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规定。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从夏朝到西汉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继承和交融的关系。从夏商的神权法思想至西周的礼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道、阴阳,各种思想相互交融,彼此吸收。法家的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占优势,西汉之初黄老思想为统治者所接受,至汉武帝在全国疆域统一的条件下,董仲舒吸收百家之长,提出了新儒家思想。所以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由此而形成。     

从“绘事后素”到“制度文明”

目前对《论语》的各种注释版本中,对"绘事后素"的注解有两种大的分歧,一则为"后于素",一则为"达于素"。笔者支持"达于素"的观点,引申出"止于素"的内涵。儒家由"情本体"到"礼治观",呈现鲜明的观念序列:性^情情^礼礼^仁。由对个人的道德规范到对社会的组织规则,是先秦制度文明的体现,表现为"礼义"仁。由对个人的道德规范到对社会的组织规则,是先秦制度文明的体现,表现为"礼义"^"礼制""礼制"^"礼治",于今天的制度文明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浅议中国古代丧服制度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丧服制度是在以宗法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土壤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它以丧服的质地、式样以及服丧期限来区别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自西周周公制礼之后,丧服制度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和公共秩序的工具,对当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拾得遗失物归属原则的中国法制史考察——由“道不拾遗”谈起

自西周以降,至近世民国,拾得遗失物归属原则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暗含着根植于本民族内部的自然变迁和来源于模仿西方的近代立法实践两条主线。通过对各朝拾得遗失物归属原则进行梳理分析,寻找一些可资于新中国民法典制定的有益参照,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     

论“民本政治”观与“民主政治”观的历史形成

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思想发端于商周时期,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仍然是重要的官方意识.民主政治观念产生于15至16世纪的西欧,是适应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化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政治观念.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思想虽有其历史价值,然而,"民本政治"毕竟不同于"民主政治".     

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吴越文化的东周外部叙事

吴越文化在历经东周方国覆灭、民族大离散之后,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其自身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在物质意义上的文化传承能力基本丧失,而掌握着绝对话语权的中原文化解释系统对其的外部叙事却在某种程度上为吴越文化的传承在文献上连接起了这中断的一环。中原外部叙事一方面保存、还原了某些吴越文化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以“礼制”为文化解释核心的中原文化立场叙事框架下的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意识,表现出一方面极尽对吴越文化的歧视与排斥,另一方面却又积极寻求对某些文化共性的吸纳的双重姿态,吴越文化的东周转型正是在排斥与吸纳的双重叙事的中原文化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之下完成的。     

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与中国法治与德治的现实对话

孔子首倡的"德主刑辅"思想代表了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性格,自西汉以后就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深远.我们有必要对其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批判的吸收其精华部分.目前我们应大力挖掘和利用丰富的道德资源,以法治为主导,加强德治,以利于法治社会的早日形成,同时防止道德法律化走入误区.     

宗法制与春秋婚姻礼制

宗法制不仅是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是婚姻制度的基础。宗法制婚姻在周初定型,并在春秋乱世中得到巩固。宗法制使一妻多妾制成为宗周社会婚姻的基本形态,将聘娶婚变成婚姻的合法程序。宗法制婚姻满足了宗法政治的需要,并使婚姻政治化。春秋时期宗法制婚姻的稳定发展催生了宗法制婚姻伦理观念的觉醒,也为后世婚姻道德建设奠定了基础。     

试析孔子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

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本主义哲学家。孔子的政治哲学并不是要恢复旧的奴隶制统治,而是打着复古的旗号批判当时黑暗的社会制度,孔子推崇的周礼不过是周原上的残余的原始共产主义观念。     

论陈平与周勃之间的关系

陈平、周勃都是秦末汉初刘邦集团的重要成员,为推翻秦朝、建立汉朝立下卓越功勋。早年,周勃曾诬陈平“盗嫂受金”,陈平不以为忤。刘邦去世之后,吕后用事,陈平、周勃捐弃前嫌,精诚团结,力撑危局,终于乘吕后去世之机,一举诛灭吕氏外戚势力,拥立文帝,共同维护了汉初统一局面,演绎了一幕汉代的“将相和”活剧。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浅探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内圣层面,要求为政者加强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