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有没有马列主义

1931年反第二次“围剿”的前夜,临时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此前,毛泽东和项英围绕反“围剿”打不打的问题展开争论,项英主张不打,因为敌人有20万,装备精良,红军只有3万多一点。项英是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认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临时中央倾向项英的意见,让中央代表团带来指示:必要时中央红军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另辟根据地,并引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建立根据地最理想的地方。毛泽东…     

失了人心：毛泽东在苏区为何被架空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代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毛泽东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80年前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1年9月初，中央苏区成功实现了第三次反“围剿”，形成拥有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和5万名红军的广大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内部由于矛盾分化，暂时无力组织新的“围剿”，苏区获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这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长征五问

一问: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长征?答: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如“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长征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等等。从长征胜利的结果来看确是如此,因为长征的胜利使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彻底破产;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妥善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很快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但结果不等于起因。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央苏区历时一年多的反“围剿”战争,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导进攻中搞冒险主义,防御中搞保守主义,退却时搞逃跑主…     

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

“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著名的长征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徐占权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徐占权解释说,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     

毛泽东赞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不到贯彻执行,加上敌强我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     

“一部半电台”组建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

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主要通信手段是运用通信、简易信号通信和有线电通信。1931年1月，在宁都县的北部山区小布镇，时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坐镇指挥了第一次反“围剿”战役。1月10日，毛泽东亲自策划，在这个镇赤坎村的龚氏祠堂，依靠在反“围剿”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     

群龙得首自腾翔(下)——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怀念稼祥同志

不出稼祥所料,博古任总结报告中对笫五次反“围剿”,仅仅一般地承认没有打好,在谈到具体问题特别是探讨造成失败的原因时,他把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毫无认识。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     

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斗争简况

第一次反“围剿”——时间:1930年12月底。我方指挥毛泽东、朱德,敌方指挥鲁涤平;我方兵力4万,敌方兵力10万;我方使用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战术,敌方使用分进合击战术。战况:红军歼敌一个半师19000余人,活捉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缴枪13000余支,     

红军骁将——周子昆

周子昆,1901年生于景色旖旎的桂林市。1925年6月加入由周恩来组建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1月,该队并人叶挺独立团。其后,周子昆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役,由战士迭次擢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军团参谋长、省军区司令员,是红军的一员骁将。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等错误方针,红军接连受挫。1934年4月,周子昆临危受命,     

苏区反“罗明路线”始末

1932年秋，中央苏区红军正值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宁都会议”上再遭罢官（调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的毛泽东，因身体不适。住进了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工商贸易政策及其作用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红色根据地。她在敌人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这与根据地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工商贸易政策,搞活苏区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作管窥。 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首先,国民党实行军事“围剿”。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根据地进行六路“围剿”,先后出动了正规部队约20万人和地方保安团约10万人的兵力,企     

长征的记忆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开始向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一改以往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方法,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碉堡战术,逐步蚕食苏区。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倾冒险主义掌权,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掌握着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面对蒋介石的攻势,博古、李德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战术。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饱尝失利的苦果。1934年4月,红军广昌保卫战失利,国民党军开始逼近…     

红四军在鄂豫皖根据地为何失败

1932年8月，曾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三次反围剿，以自己辉煌战绩支持了中央苏区的红四军．在蒋介石50万大军第四次围剿下，撤出坚持了5年之久的鄂豫皖根据地。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得以集结重兵，全力对付中央苏区。传统说法是，根据地负有主要责任的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杰．犯了轻敌和逃跑主义的错误。然而．鄂豫皖根据地的失败远非一个结论所能概括，至少对那些浴血奋战的红四军将土而言是不公正的。据笔者研究，其失败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等主客观原因有关。一、粮草极度匮乏鄂豫皖根据地处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山地多，水田少…     

长征前夕的一次成功谈判

1934年10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空前的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的准备。在这危急时刻,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受党的重托,前往寻乌县罗塘镇与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进行一次秘密谈判。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异常紧张激烈的形势下,中央苏区面临被占的困境之时,为什么能促成这次和平谈判?中央苏区南线从两军对峙发展到两军对话,确实来之不易。事情还得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华侵略和我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战略的情况下,我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扩大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说…     

红军长征经过（二）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935年6月）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大转折大转移大转变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行程数万里,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完成了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向陕北的战略大转移,中国革命实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民族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光辉的前景。革命前途命运     

论叶剑英对长征胜利的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经60周年了,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征战中,叶剑英以其赤胆忠心和大智大勇,为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长征前夕,为保护革命骨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下接连失利。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设想,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其准备工     

台湾反黑对我“打黑除恶”的启示

文章分析了台湾地区黑社会活动猖獗及警方反黑“愈反愈多,愈反愈黑”的原因。阐述了台湾反黑对我“打黑除恶”的启示:必须打掉黑社会的“保护伞”,并严防黑社会参政;必须铲除黑社会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必须严刑峻法,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坚持打早打小,防范黑社会犯罪升级。     

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作出了《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同年六月三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命令签署者为“代主席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