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在获得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免受政府控制和干扰的同时也失去了政府庇护及其资源的支持。在此情境下,那些新生的行业协会似乎只能依靠会员企业的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求助于会员逻辑似乎是行业协会的必然选择。但是,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既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会员,而是依靠类似于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迅速成长,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发展,并在短时间内跻身全国一流社会组织行列。使命的互益性和企业家精神结合一起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扳道工的作用,而互益创业则是其成长发展的根本动力。论文描述的成长机制可能是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一个可行方案,论文的研究也可能揭开深化资源依赖理论的序幕。     

论社会协商机制 --以行业协会为视角

以商谈、对话为主要形式的协商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解决各种冲突与争议的有效方式.本文对社会协商机制的理论及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中国实践,指出中国行业协会的社会协商机制的模式定位及相应法律完善的措施,以期对中国的协商实践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我国行业协会承担产品责任的思考

由行业协会的自身特点决定,行业协会不应在会员产品存在瑕疵并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时独善其身,且应当在一定条件下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目前我国对行业协会承担产品责任的立法尚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应当更加系统地在立法中明确、细化由行业协会承担产品责任的具体情形,另一方面应采用民事责任承担的新模式,将会员利益与行业协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相结合,让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督职能真正得以实现,使其成为遏制行业性产品责任事件的一道有效的"防火墙"。     

民间文化产品的地理标志保护——以工艺品为例

为保护我国悠久的民间文化,我国对民间文化及其产品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包括专利权的保护、著作权的保护、商标权的保护以及地理标志的保护等。本文从地理标志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对我国民间文化工艺品的保护,以期促进法律给予我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的发展的保障。     

中国的产品责任制度研究——以汽车为例

产品责任之归责原则是构建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核心与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深,汽车已经走进千家万户,汽车产品责任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法律问题,本文从汽车产品责任一般理论出发,分析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法律适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最后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指导产品责任归责的法律适用,构建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     

吉林省民间组织发展的状况分析与路径选择——以吉林省行业协会发展为例

近年来,吉林省民间组织的发展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吉林省民间组织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吉林省政府与相关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概括地分析了吉林省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结合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契机,从政府和民间组织两个方面对吉林省民间组织发展的路径提出建议。     

社区公共产品的共同生产管理——以小区保安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众与社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区公共产品已成为广大社会成员基本公共需求的主体部分,尤其是个人对社区内安全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本文试运用共同生产理论,以小区保安为例,重点分析了保安服务作为社区公共产品所具有的特性以及不同主体供给的数量与效率的优劣势比较,最后指出为了维护社区安全,政府需要与社区居民相互合作,共同生产管理来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质量。     

关于《著作权法》的经济学考量——以音乐产品为例

《著作权法》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政策在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其通过对产权的初始界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有效缓解了市场失灵。为实现有关《著作权法》的进一步完善,结合经济学理论,具体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著作权法》应当在赋予创作者群体以特权的同时强调其鼓励创作的义务,注重长远利益,由追求静态效率向动态效率过渡;从公平的角度,面对实施过程中人际公平的缺失,《著作权法》应从整体利益出发,以创作文化产品的劳动力资源而非仅仅以文化产品本身为作用对象,实现产业链各权利主体由各取所需向各取所值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关于文化产品交易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以对《著作权法》中有关作品保护期限的衡量,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追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从而更好地促进创作者群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权衡。     

无证据概念的个案导入:以聂树斌案为例

聂树斌案复查再审的艰难并非理论偏误所致,但是为迎合司法实践提出所谓的聂树斌有罪和无罪“四六开”的概率论解释,反倒成为聂案各方各取所需的借口.通过“无证据”概念的引入,案件事实论证的成立与否可以转化为有、无证据的真相判断.对于所谓“证据确实充分”的已决案件,即便是因为真凶出现的偶然情形被认为的是错案,亦需要重新审视曾经的“证据”,这并非是以一个糟糕的论证代替另一个劣质的论证,而是要深入到糟糕的论证细节之中,将曾经的不确实、不充分的、非法获取需要排除乃至虚假和捏造的“旧证据”还原为“无证据”,同时运用“新证据”把“旧证据”证伪为“无证据”,才能跳脱所谓的既有罪又无罪的概率论陷阱.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法律分析——以“余额宝”为例

当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呈现蒸蒸日上的态势,而互联网金融产品也不断面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余额宝上市后,接连不断的突破申购记录,引发了社会的探讨和研究。而在余额宝效应的影响下,一些基金公司和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类似余额宝的理财产品,纷纷抢占互联网金融产品市场。本文以余额宝为例,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利弊分析入手,对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法律环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此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前景展望和加强监管的建议。     

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

过去30年英国的犯罪学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犯罪学"在多个维度的"膨胀";另一个是犯罪学"自治性"的增强。犯罪学在向自治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既具有许多有益的方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它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的后果保持警觉。犯罪学知识的用途,在于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犯罪学进行准确定位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要承诺把犯罪学变成一个内涵广阔的学术概念,即将犯罪学的多元主义看作一个优势;二是要让犯罪学研究与实践保持长久的、基本的联系,将犯罪学知识渗入公众关注的犯罪和法制事件中,对"制度性环境"作出一个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农户小额信贷产品评析——以象州农村合作银行“快乐贷款”产品为例

由于国家大幅度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我国的贫困人口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如何在国家发展的同时通过金融支持真正惠及广大贫困人口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从分析农户的贷款需求着手,提出了小额信贷产品应具备的特点,并以此对象州农村合作银行的贷款产品进行评析,提出进一步发展农户小额信贷的思路.     

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以缺陷汽车召回为例

近期有关汽车召回的消息突然变得来势汹汹,丰田汽车召回在欧美等国与我国的差异,让我们深感制度不完善带来的弊端,我们应该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体系,使消费者投诉有门、维权有法,保障消费者的经济利益。本文首先对对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进行了概述,然后论及了国外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进而谈到了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现状,还谈到了我国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最后认识到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预备阶段共同参与行为的性质:以共谋为例

<正>一、德国思路:预备阶段行为贡献的共同正犯性在预备阶段通过单纯的共同谋议行为参与犯罪计划,但并未着手于犯罪实行的共谋者,应如何承担刑事责任,日本刑法判例和学理通过"共谋共同正犯"的范畴,肯定参与共谋者成立共同正犯。与此类似,在德国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是否可以预备行为参与他人的实行行为,进而承认其在预备阶段提供的行为贡献成立共同正犯性,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刑法教义学虽没     

新权利的生成:以“户外广告发布权”为例

随着户外广告市场的繁荣,各地纷纷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了户外广告发布制度,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模式。梳理这四种模式的演变思路发现,政府的角色从行政许可主体逐步演化为户外广告发布权的产权主体。这里的户外广告发布权是地方立法创设的新权利,它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物权权能的权利化趋势。然而,地方立法创设的新权利并不具有当然的合理性,一项新权利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法律规定,更取决于实践的需要和理论上的内在合理性。从理论研究角度出发,法律必须慎重对待新权利的诞生,防止因权利泛滥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     

城中村犯罪热点研究:以深圳L村为例

城中村一直被笼统地描述为犯罪高发区。利用深圳L村2007、2008年的犯罪记录,发现城中村的犯罪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城中村中居住区的犯罪密度最高,其次为商业区和村落周边区域,工业区的犯罪密度最低。城中村的犯罪热点主要集中在居住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的区域、村落周边等偏僻地点。犯罪热点形成的原因在于,偏僻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理环境、高度拥挤的居住环境导致区域的监控能力弱,犯罪容易实施。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对不同区域的热点,应提供不同的解决途径,居住区的犯罪防御应主要解决防盗问题,商业区主要解决欺诈和打架问题,周边地区应主要解决抢劫问题。     

松下：以一流技术产品为奥运保驾护航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厂商之一，以“实现星罗棋布的网络社会”和“与地球环境共存”为企业愿景，从视频音频设备到信息和通信工具，从家用电器到元器件，在广泛的领域中不断为广大用户提供高科技环保产品。今年是松下电器进入安防领域的第51个年头，从最初的黑白显像管摄像机到现在的第三代超级动态摄像机，IP数字智能摄像机，松下不断向市场推出让客户放心满意的安防技术和设备。     

完善我国行业协会之我见——以2008年出租车罢运风波为视角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组织,是发挥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桥梁与纽带作用的最好组织形式,维护成员的合法权利,发挥其对政府对抗,制衡与协助作用.但实践中我国的行业协会并没有尽其所能,因此,健全和完善其职能尤为必要.     

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

中国的传统法律和习俗禁止土地权利的完全转让.1949年以前广泛存在的典这一习俗给予出卖人及其后裔以原始价格赎回出卖土地的权利.典的存在不利于土壤的保存和土地的改良；尤其是在1600年以后,这成为中国落后于英国的重要原因.在1951到1978年间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实验之后,中国政府于1981年批准授予私人土地使用权.但政府并没有批准土地的完全买卖,相反,它只允许固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比如50年的城市工业用地使用权.这项政策除非被改革,将会如典一样削弱中国维持非凡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能力.     

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

口袋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其缺乏限制的外延使行为更容易入罪,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传统的三大口袋罪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一问题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彻底解决。目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口袋罪,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1997年刑法修订后,"两高"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就将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概括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此产生了我国现行刑法中第一个不确定罪名。此后的司法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的频率越来越高,罪名的外延越来越宽,由此形成口袋罪。其中,将"投寄虚假炭疽菌"、"盗窃窨井盖"、"醉驾"三种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引起广泛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