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认同视阈下我国社区矫正问题反思

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贯穿于社区矫正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按主体身份的不同可以将社会公众认同分为两个层面:广义上的社区矫正公众认同是社会民众或国民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抽象认同;狭义上的社区矫正公众认同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对这项制度的认同。制约不同层面的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同的因素既有共性,更有差异。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不足,使其背离了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初衷。应对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不足可以从思维层面的转变、社区建设的推进、顶层设计的修正三个方面寻求对策与出路。     

公民参与侦查：制度、实践与法理

基于党的群众路线理念指导下产生的体现公民参与侦查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实践中的创新做法,在侦查实践中落实状况极不理想。以监督侦查活动为价值目标的公民参与侦查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已经显现出公众对侦查程序合法性问题开展监督的发展态势。公民参与侦查并发挥协助侦查与监督侦查双重职能,在当下具有相当的必要性,至少可以作为过渡性的辅助机制以实现侦查权的合理控制。但公民参与侦查并监督侦查的方式只能是事后监督,作用的对象为较为固定的相应侦查场所或者相对终局性的侦查结果。     

论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

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不仅关系到侦查价值的实现,而且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的存续。其困境在于刑事科学技术资源与侦查需要的矛盾、社会转型期互信缺失与刑事科学技术需要认同的矛盾和法律规范的束缚与刑事科学技术价值实现的矛盾。既有的权威认同模式包括神明崇拜、暴力威胁、主体认同、第三方保障、双方合议和制度确认。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包括硬权威和软权威,应该追求制度确认的权威认同模式。通过刑事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刑事科学技术手段启动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刑事科学技术手段实施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等,最后实现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     

论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原因

行政与司法的二元化模式是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制度原因。立法的精英化与司法评价的平民化是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主体原因。刑事判决技术化过剩而判决伦理化缺失是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法律原因。     

组工干部要争做“五型”干部

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一是要让社会公众对选任的方法认同和满意；二是要让公众对选任的结果认同和满意。而要实现这两个“认同和满意”，单靠制度建设、程序设计是不能如愿的。     

公众认同视野下的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公众认同以刑法基本原则的公众认同为集中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公众认同可运用法规范的预测可能性原理予以概括性说明,并通过明确性等原则得到具体展开,且可得到情理性补充说明。公众认同对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相对性要求。罪刑均衡原则的公众认同可得到与罪刑法定原则同样的说明。公众认同对罪刑均衡原则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公众认同依然可运用法规范的预测性原理予以说明,且其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同样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在刑法公众认同之下,刑法立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神话"。保障人权和维持秩序这两项刑法价值的实现,是刑法基本原则赢得公众认同的最终依凭和落脚。     

侦查工作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分析研究

我国目前立法中还没有沉默权制度,引入沉默权制度是大势所趋。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也是树立公众对刑事程序的信心,维持刑事程序正常运作的现实需要。在此情形下,我国侦查工作应有的应对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中法犯罪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从犯罪侦查历史渊源、犯罪侦查组织制度、犯罪侦查程序制度、犯罪侦查人事制度四个方面对中法犯罪侦查制度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对两者的相同点和差异点进行了分析,以供研究和借鉴之用。     

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现状及改善

根据政治社会学的相关原理,结合我国的制度和国情,可以从有代表性的焦点个案、刑事案件的再审率、刑事信访申诉的情况、暴力抗法情况等四个方面来观察和度量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程度和水平。从这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正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目前刑事司法的认同程度和水平仍然不甚理想,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要提升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就必须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三方面同时进行努力。     

德国诱惑侦查制度评介及启示

诱惑侦查制度作为对付新型犯罪的有利武器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所确认,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其诱惑侦查制度有其自身的特色,其诱惑侦查的适用界限、法制控制、秘密证人作证制度等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借鉴价值。诱惑侦查在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并没有相应制度上的规定。为解决这一实践和制度的脱节,通过对德国诱惑侦查制度中认可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审慎态度、法制控制、适用要求以及秘密证人作证制度的分析,可以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出可行的建议。     

线人侦查的正当性解析及规制

线人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一项既传统又现代的秘密侦查手段,具有打击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的高风险性。但目前线人侦查在立法上尚属空白,公众对线人侦查的认可程度还相当低。要全面解析线人侦查的正当性,寻求线人侦查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并依法规制线人侦查,以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为线人侦查法制化奠定基础。     

论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侦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强制侦查因其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潜在威胁而要求在实践中遵循相应性原则、法定性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我国应当完善强制侦查的立法 ,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和完善的强制侦查救济制度 ,以实现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论侦查制度、政策构建的基本路径——以博弈论为视角

博弈论是分析社会制度的重要工具。以博弈论为视角探讨侦查制度、政策建设,有助于推动更有利于侦查主体以及国家法治大趋势下的侦查博弈进程。侦查过程具有特殊性,侦查制度、政策的构建不能依赖侦查领域的自发形成,而主要应依靠有权主体的外部推动,而且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应具有"可置信的威胁",能够对侦查博弈参与者特别是侦查主体形成有效制约。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刑事司法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的冲突及其消解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导向无疑是构建符合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要求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愈演愈烈的涉法上访等现象无疑揭示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及其裁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从而使刑事司法的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产生显在的冲突。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或许是我们过于强调刑事司法在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向度上的改造,而忽略了社会公众的认同。而社会公众一旦对刑事司法改革产生感情上的疏离,仅仅依靠刑事诉讼制度的完美设计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刑事司法改革获得最大程度的公众认同,缩小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的距离。     

论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讯问是刑事案件侦查中常用的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直接对抗的侦查措施,加强讯问中的人权保障是侦查讯问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应当加强对讯问主体权力运行的监督控制;完善讯问对象的权利保障机制;明确和规范讯问的基本程序;建立侦查讯问的规则体系;完善好若干配套制度。     

中日犯罪侦查制度之比较

中国和日本作为文化一体的邻国,自古以来其犯罪侦查制度便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历史上曾相互借鉴和学习,制度现代化的过程都交织着西方法律文化的东渐和影响。然而当代日本的犯罪侦查制度却与我国大相径庭,其颇具特色的犯罪侦查制度是典型的“中间形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从两国犯罪侦查制度历史发展、组织制度、侦查程序等方面进行比较,并对二者的异同进行分析。借鉴外国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是日本犯罪侦查制度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犯罪侦查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原则。     

美国化装侦查制度之厘清与借鉴

化装侦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美国通过立法和判例对化装侦查的具体程序、化装侦查的实施主体和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与适用原则、化装侦查的监控机制、化装侦查的界限与法律后果进行了规范。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了化装侦查制度,但内容过于笼统、简单,需要借鉴外国化装侦查制度之成功经验和具体做法,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我国的化装侦查制度。     

我国侦查工作中新闻发言人制度

公安部门在侦查工作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我国公安新闻发言人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侦查工作中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现代侦查工作的内在需要．本文对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做了详细阐述。     

侦查中止问题及其制度建构

侦查中止问题的提出及其制度建构,有利于将侦查实践中的“悬案”问题引导到法治化的运行轨道上来,在侦查过程面临无法继续侦查之时为其提供具体可循的程序指引,增进侦查程序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对侦查中止问题予以充分考虑,建构具体可行的侦查中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