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日本亚太战略的中国因素分析——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修改为线索

日本乘一战之机,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南、北两个方向上,初步实施了其对亚太地区的扩张战略。但一战后的华盛顿体制全面否认了日本的在华“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并对以后日本的扩张施以种种限制。为摆脱国际压力,日本于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明确提出了将美国作为其军备的目标,同时,也要保持对中国的威慑。但实际上,中国始终是日本所认定的首要攻击目标。即使是对美俄作战,也必须要先征服中国,以获得战争的资源和作战基地。提高战争能力。为此,1926年,日本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对华作战计划。     

日本“贸易立国”战略在战后资本积累中的作用

战后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并在短短几十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现代化，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其增长速度惊人的巨额资本积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资本积累过程中，日本根据本国国情实施的“贸易立国”战略又至关重要。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收益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扩大再生产的最重要来源是资本积累。根据投资乘数理论和加速数原理，投资带动产出成倍增长，而产出又反过来带动投资成倍增长，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使积累增加，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本国经济实力急剧增强。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巨额资本来源于产业工人的辛勤…     

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

战后,日本界定新的国家认同,重塑国家利益,重建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以日美同盟为平台和支柱,日本实现了冷战格局中的身份建构与转型,追逐着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重建中的身份重构。日本已从低姿态专注于一国繁荣的小国,走向高姿态意欲主导亚太安全格局的大国。目前和将来的一段时期内,争取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权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和身份特征。然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身份建构模式,必然会使日本受到负面效应的冲击。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同时影响并部分建构着亚太安全格局。     

试析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

战后日本外交的性质曾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既有助于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向,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战后日本外交的最显著特点并不在于“被动”还是“主动”,而在于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以合理主义、行动主义、机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和商业主义为内涵的实用主义外交为战后日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其结果而言是相当成功的。     

日本的东北亚与东南亚战略初探

尽管日本长期徘徊于欧亚双重身份之间,但地处东亚的地缘政治现实,使它在对外战略中把东亚作为一个重要单元加以考虑。同时,由于东亚存在这两个次区域——东北亚和东南亚,日本必然存在着东北亚、东南亚不同的战略,本文将在学界前辈、同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二战以来的日本东北亚、东南亚战略轨迹及原因作一初深。     

韩国国内在加入TPP问题上的争论及选择

韩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TPP持消极观望态度。随着韩国新政府的上台和日本正式宣布加入TPP,韩国国内就是否加入TPP谈判展开了激烈辩论,韩国政府也迅速从消极观望转向谨慎研究,最后接受了赞成论者的观点,宣布对TPP"表示关注",并启动了与TPP成员国的双边预备谈判程序。如果韩国加入TPP,不仅会扩大TPP的影响力,助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会削弱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并对中韩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需要加速推动中韩FTA、中日韩FTA和RCEP,研究与TPP成员国之间签署双边FTA和直接加入TPP的可行性,扩大同中亚、中东欧和东南亚等区域和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扩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点和面,增强自身的经济体质,直面来自美国主导的TPP的挑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统制研究

1941年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开始对东南亚地区实行贸易统制政策,采取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军队和企业具体实施的方针,通过滥发军票等方式,以较低的价格进口东南亚各地的重要资源。日本的贸易统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使日本与东南亚各地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但却严重破坏了东南亚各地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给东南亚各国造成巨大损失。     

试析日本的东南亚研究

日本的东南亚研究目前走在世界前列.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在二战以前已经开始,至今已有了长期的积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日本的东南亚研究风格严谨,重视微观研究并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尤其注重资料的收集.本文以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以及民间组织东南亚学会的杂志为例进行分析,以了解日本东南亚研究的现状.     

冷战初期日本南海政策及东南亚战略取向

冷战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作用提升,成为反共"防波堤",其具有政治目的性的东南亚"经济外交"呈现出明显的海洋战略取向,且影响至今。因地缘利益、东南亚战略,日本南海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自冷战开始后始终没变,即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和立场,这为后来南海周边某些国家侵占南海岛礁留下所谓借口。此时日本还曾插足于南海诸岛,由于海峡两岸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使其非法行为无法为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越来越依赖南海航道和加大南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这决定其"关心"南海问题就是势所必然了。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和较强的制度共容性时,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才能成功;当地区内力量对比接近时,地区合作的路径会趋于多元化,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或具有较高共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都可以获得成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霸权国对地区合作的战略关注度下降和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要推动当前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     

美国“重返亚洲”后的马美、马中关系探析

2009年美国"重返亚洲"后,马美两国政治关系有所加强;中马两国政治关系非常密切,合作不断扩大,相互投资和互认学位等问题得到解决,金融合作走在东盟国家前列。马美关系发展对中马关系发展暂时影响不大,中马关系发展乐观,但面对的问题也不少,应给予关注并及早制定对策。     

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的探索与实践

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是在美国迪士尼角色商品化模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由大众传媒发展、角色版权授权、角色商品系列开发等所带来的动漫产业链条的拉长,以及丰厚的利润回报,为日本动漫从业者以及动漫企业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发展也进一步明确了以授权为主的市场交易机制,并以丰富多样的商业实践,奠定了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基础。同时,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发展也与当时社会需要相呼应,并为首要目标群体——儿童消费者广泛接受,这也为日本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发展空间。     

东北亚油气合作的现实选择:来自中国在中亚的成功经验

东北亚和中亚地区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在世界能源版图中的地位日渐上升。近年来,中亚地区油气合作发展迅速,但是在资源总量上更具优势的东北亚油气合作之路却充满曲折。在地区性统一能源市场形成之前,政府间多边协调机制仍然是东北亚油气合作的现实选择。中国在互利双赢的理念指导下,以良好的政治互信为基础,以油气运输管线为纽带,通过以双边合作为主、双边合作带动多边合作的方式,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进了与中亚国家的油气合作。因此,中国在推动地区油气合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提高了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理应在推进东北亚油气合作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日本人中国法律观的历史考察

日本曾经在很长的时闻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为圭臬,其法律制度基本照抄了《唐律疏议》和《大明律》的主要内容。近代以来,日本人逐渐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转向学习西方法律文化。并试图将日本法律文化推向整个亚洲。20世纪以来,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学习转向了研究,许多中国法律史研究著述出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逐渐转向理性的思考。     

中国—日本—东盟三角关系结构变化与东亚一体化前景

中国、日本和东盟是决定东亚一体化发展前景的三种主要力量;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未来东亚一体化的模式选择.本文试图运用国际政治理论中传统的战略三角关系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日本-东盟三角关系的四种可能结构,从而展望在不同的结构下东亚一体化可能出现的四种模式.     

Suits and Frocks: Dressmakers and the Making of Feminine Identity in Postwar Australian Society

In a context of heightened domestic ideology post–World War II, self-employed dressmaker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making of the identity of Australian women. Through the skilled work of interacting with their clients and sewing their clothes, dressmakers both supported individual women’s 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oper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class relations. Working at home, they were not only making women’s clothes but also producing the social world. Drawing on interviews with thirteen women,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uch dressmakers’ work constructed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feminine identity particular to their time, place, and local cultural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