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民间文化合作机制建设研究

文化合作一直是中韩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基石，而民间文化合作更是两国关系稳定、人民友好的重要动力。本文坚持科学发展观，从两国实际出发，对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建设进行理性分析与研究，并通过历史回顾，全面揭示当前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合作机制运行的几种新模式。同时，针对民间文化合作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策略，从而促进两国合作的跨越式发展。     

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前美国政治困境及原因

美国“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反映出当今美国政治的极化困境。许多学者将美国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强视作政治冲突加剧的表现,但忽略了政治冲突是具有不同性质且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冲突的“变质”,即良性政治冲突转变为恶性政治冲突。这种良性政治冲突来源于“宪政平衡机制”和“混合政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根植于深厚的“民情”和“共识”的社会文化基础。随着美国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情”和“共识”的衰落,政治上“积极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政治精英和大众选民中“温和派”影响力的减弱,导致不同群体间敌对程度的加剧和对话空间的消失,政治冲突的性质开始逐渐恶化,最终导致了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困境。     

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的扩张和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地区发展与世界秩序。20世纪末,美国就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于是依托与合作伙伴的多边联系,希望把北约引入亚洲,使北约参与到“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当中,并将“印太”地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复合型多层级联动系统,帮助美国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就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为自己插手亚洲事务寻找借口。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将俄罗斯视为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将中国认定是“印太”地区最大的安全挑战,并以此为由深度参与欧亚、“印太”事务,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一起进一步加强与“印太”地区的联系,迅速扩大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建设,高度强调意识形态阵营,在中国周边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在“印太”地区相互呼应,促进其在该地区利益,塑造地区秩序,维护地区霸权,层层包围中国,干扰中国对自身主权的维护,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为中国周边带来诸多挑战,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合作与发展。     

新形势下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问题：缘由、演变和制约因素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国际粮价高位震荡,全球饥饿人口持续上升,地区社会动荡等次生危害加剧。在此背景下,中亚粮食安全问题再度突显,作为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乌兹别克斯坦尤甚。一直以来,粮食问题贯穿于乌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进程当中。独立30多年来,乌国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疲软,国际局势风高浪急,极端天气频发,乌国粮食安全也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乌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虽基本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又给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走势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走出粮食安全困境仍受到内生性和外源性两大方面因素的制约。     

泰南冲突的文明模式

泰南冲突是文明冲突的典型例子.为研究泰南冲突的文明模式,本文基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对亨氏断层线战争的一般结构模式进行借鉴和修正,提出泰南宗教与民族冲突的文明模式,认为泰南冲突是冲突双方都没有文明核心国家的宗教与民族冲突.该模式提供了将冲突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低烈度、避免升级为国际战争的方法,可以为其它类型的文明冲突提供思维方式和参考模型.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演进、特征与展望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新型合作模式,加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双方产业的比较优势,满足第三方市场的需求,获得1+1+1>3的效果。韩国是最早与中国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国家之一,中韩之间具有十分广阔的合作前景。近年来中韩关系充满不确定因素,中韩之间经贸合作不断发展的同时,两国关系显露出“近而不亲”的特征。发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解决中韩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中缺乏信任的问题。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积极作用,不断深化两国合作。     

东盟冲突管理方式:概念、挑战与变革

东盟冲突管理方式以尊重成员国主权为前提,通过协商一致和第三方调解等方式促进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其着力点是通过塑造规范、促进合作等方式预防冲突的发生。东盟冲突管理方式的无力性集中体现在对成员国国内冲突的管控上,其根源在于成员国在融入区域性集体机制的同时仍坚持个体化的主权践行方式。主权融合基础上的制度建构与实体资源配置将是东盟提高冲突管理效能的路径选择。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它的提出标志着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将首次应用于欧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遵循“信而不同”的模式,成员国相互信任的制度化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扩员后新老成员国悬而未决的争端以及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复杂认知,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相互信任,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面临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建立争端调解机制,避免争端“冲突化”,使相互信任可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为相互信任赋能;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特性的同时,通过人文交流使彼此间的信任内化,促进各国对“上海精神”和“新五观”的认同,进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走向成熟,并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上合经验”。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30年：重建、发展与挑战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禁止了俄共的活动,由此引发“苏共案”。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对“苏共案”做出裁决,俄共解禁。1993年,俄共恢复重建,成为合法政党。自此,俄共以体制内反对派身份开启议会生涯,一度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实现了组织复兴。普京上台后,进行政党制改革,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化、打压俄共。俄共步入低谷,失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位置。俄共做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并逐渐发展定型。在近三届杜马选举中,其得票率波动回升,长期稳居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总体而言,俄共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当局。在有限生存空间内,俄共长期稳居议会第二大党的关键在于自身。在诸多属性中,反对派立场相对不稳定,是影响其得票率的重要变量。俄共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当局趋同,削弱了其反对派政党底色。应对地缘政治事件的战略风险以及长期存在的自身局限是俄共面临的双重挑战。     

历史传承与城市改造的冲突——对石家庄“城中村”村落文化的价值判断

“城中村”是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从2000年开始，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扩张，“城中村”问题成为摆在各级城市面前的重要问题。“城中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发展的阻力，成为与城市主体相对立的文化落后区域，在形象上也成为“脏、乱、差”的代表。     

位势、威胁认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演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欧非等不同地区建立了不同的联盟机制,组成了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联盟体系。随着国际社会“时”与“势”的重要转变,美国联盟体系不断演进并表现出不同特征。美国在不同地区联盟的设置诱因,它们在体系、结构、认知等层面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印太战略”的实践是文章的研究核心。文章从国际政治的权力动态转移出发,根据位势的强弱和威胁认知的高低,深入阐释了美国不同联盟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强位势优势及高威胁认知影响了同心多边机制及其变种的产生,强位势优势及低威胁认知则可能会催生出强多边机制及其变种,弱位势和低威胁认知下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这些联盟机制均服务于建立、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全球霸权。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战略东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逐渐升级,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也体现了“变”与“不变”,弱位势及高威胁认知,刺激了美式小多边机制的产生。文章对美国联盟体系演进的分析突出了行为体间及其内部的互动逻辑,拓展了无政府状态下研究国家战略的视角和维度,在回溯历史和研判当前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为管控当前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建立美式小多边开展“阵营化”对抗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提供了重要路径。     

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冲击、对策与困境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贸易及投资渠道,将冲击迅速传导至日本。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遭受冲击。宏观层面,日本实际GDP再现衰退,物价高企、居民消费需求低迷,经常项目收支由顺转逆。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面临生存危机。为应对冲击,日本采取了相对积极的经济对策。然而,这些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却呈现出种种自相矛盾之处,暴露出日本经济内部的结构困境。当前,日本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加速推进经济安全保障。但日本经济的真正问题并非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而是根植于日本经济内部。经济安全保障一旦转向产业保护主义,不仅无法保障基本的经济安全,反而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危机。     

印尼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冲突的根源

冷战结束后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再次席卷穆斯林世界 ,伊斯兰势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成为 2 0世纪末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东渐影响着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印尼作为世界最大穆斯林国家 ,在世纪末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 ,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总爆发。民族宗教冲突是社会危机的突出表现之一 ,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冲突又是宗教冲突的焦点。探讨印尼宗教冲突的根源 ,有助于了解印尼局势的发展 ;解决印尼宗教冲突 ,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稳定 ,这是各国政府和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族群冲突对缅甸民主转型的影响

缅甸是一个族群状况复杂的国家,族群问题在缅甸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独立运动时期,缅甸各民族的团结被放在了首要地位,并通过《彬龙协议》相互约定独立后采取民族自治的联邦制。但是,独立后的缅甸政府却在联邦制和民族自治上有名无实,相反强调"一个种族(缅甸族)、一种语言(缅甸语)、一个宗教(佛教)"的强制民族融合政策,这直接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族群冲突。2003年8月缅甸政府推进民主转型以来,族群冲突依然成为阻碍民主转型的重要障碍,甚至还将完全逆转民主转型,如何解决该冲突成为当前缅甸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国际冲突调停的理论与方法争鸣——评《调停国际危机》、《国际冲突调停》与《国际调停互动》

调停作为一种第三方干预冲突方式,近年来在国际冲突管理和解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调停研究路径主要关注国家行为体的调停活动。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联合国等在国际冲突调停中的作用的不断加强,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在调停研究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开始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在这些新的路径引导下,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经验研究成果。本文结合三部代表国际冲突调停研究新方法的最新著作,围绕调停的发生、过程和效果三个层面,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当前学界关于国际调停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他们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争鸣。最后,本文评估了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和不足之处,并指出了有待继续拓展的一些议题。     

缅甸独立后的族际宗教冲突和治理困境

缅甸历史上曾经施行严苛的宗教管理制度,压制了宗教族际对抗。脱离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后,缅甸国内宗教族裔群体间的紧张局势并未得到缓解,敌对情绪反而因政治氛围日渐宽松而上升。缅甸的宗教传统为境内族际宗教冲突提供了合法性。缅甸一些政治精英刻意引导民众将当前社会发展的矛盾迁怒于特定宗教族裔,煽动宗教仇恨。部分神职人员则默许信众宣泄宗教暴力。缅甸宗教少数族裔由于缺少社会资本,难以改变自身境遇。随着近年来缅甸国内政治日趋稳定和国际地位正常化,缅甸上座部佛教在宗教冲突中的角色成为外部世界关注的新焦点,宗教冲突本身也因此有望得到国际社会透明和有效的调解。缅甸族际宗教冲突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经验支持。     

菲律宾逆向应对中国入世和CAFTA的举措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介绍菲律宾政府与商界对中国入世和CAFTA的看法,以及菲律宾政府所采取的逆向应对举措,并从菲律宾的"逆工业化"过程的特点,制造业滞后发展与中小企业惧变,菲律宾政府与商界关系的变化与互动,菲律宾政治的特点以及21世纪初期菲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等角度,作了深层次的原因探析.     

泰南冲突2012:暴力的升级与平叛的失败

泰国南部持续多年的暴力冲突在过去一年并未得到缓解,但可喜的是各方在南部问题去政治化上达成共识,这也许有利于下一步问题的解决。     

“转向东方”话语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

普京在2012年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后,迅速将以远东开发为载体的“转向东方”政策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一步将“转向东方”作为国家外交突围、经济纾困的主要策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遭受西方阵营集体排挤的情况下,“转向东方”更是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的希望。“东北-远东”地方合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2012年和2022年的“转向东方”,心理、经济、地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不同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心理结构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经济结构上,中国长期高速发展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依赖中俄合作;在地理结构上,“软硬”基础设施缩短了俄罗斯与东亚的空间距离。与2012年相比,2022年以来俄罗斯“转向东方”无疑更接近于战略选择,而非技术性调整。俄罗斯正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与中国的合作,为未来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