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意与司法审判

自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是话题者,畅通、便捷、无处不在的媒介进一步将民意与司法的摩擦碰撞推向高潮。有人说这是民意挟持司法的尴尬时代,也有人说这是民主时代萌芽的勃发。本文将从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运作方式等入手,探讨民意与司法审判。     

刑事案件中的民意特性探究

民意与司法是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民意能监督司法,另一方面,民意又能导致刑事案件中的个案不正义,阻碍司法正义的实现。那么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基于民意本身的道德评判性、非理性、可引导性的特点,对进一步研究民意阻碍个案正义的原因就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裁判的外部影响因素——以民意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和无数学者的理论研究表明,一个刑事判决的做出并不是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实现的,相反,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民意已经在许多刑事判决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工作的影响与应对

基于检察机关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此,认真反省与思考历次刑事诉讼法变革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梳理总结检察实践与改革奋进过程中凝结的宝贵经验,从刑事诉讼解释、刑事政策与法律适用、检察管理模式与刑事司法、民意与刑事司法等方面研究,分析可能影响检察机关贯彻实施修改后刑诉法的主要因素,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修改后刑诉法实施的意见和对策,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强化网民法律意识 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正能量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电子通讯产品的普及和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大众化,广大公民的言论自由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网络民意"在这个平台上"呼风唤雨",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势力,这个强大的舆论势力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影响着司法的实现。在近来发生的许多司法事件中,网民通过各种网络手段参与到事件的进展中,在网络上发表自己对事件的看法、评论,甚至谩骂攻击,使一件普通的司法事件发展成为一件网络事件,并不断通过网络舆论助推着事件的发展。但是,在一个网络基础已经基本建立的时代,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网络民意的支持,网络就是沟通民意与司法工作最好的桥梁也是实现民意的最好契合点。     

论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国外已经发展比较成熟。这一制度旨在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在借鉴英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引入这一制度使其本土化。但我国目前与合适成年人有关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对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作规定，这为推行与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论司法活动中民意的价值及其实现

民意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司法是司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通过理性思维做出裁判的活动。一方面,群众的呼声关系到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并影响到法律最初目的的实现。民意具有其正面作用的一面,亦有其负面效果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意是由人民群众根据其朴素的正义感和道德感做出的反应,具有非理性、易变性、难以测量性等特点。因噎废食不可取,如何分辨和收集司法中的民意,有效发挥其正面价值,并避免其负面效果,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所在。     

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理念重塑与制度构建——以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借鉴为视角

美国作为近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发源地,有着相对成熟的经验。在司法理念上,美国经历了儿童福利到严惩犯罪再到儿童与社会双向保护的价值转变;在程序适用上,构建了少年司法与普通刑事司法的"双轨制";在审理制度上,实行非刑事化、非诉讼化、非标签化的方式;在执行方式上,严格控制监禁刑的适用,并将服刑场所转移至社区。与发达国家的少年司法理念和制度相比,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较大差距。在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应强调严管胜于重罚,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应当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机构,明确少年法庭的管辖权限,完善强制教养和工读教育制度,加强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少年暴行的干预。     

当司法碰上民意

虽然说尊重民意利大于弊,但会不会形成新的司法不公,影响到司法的尊严也是需要警惕的。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应该保持一种兼听则明的正常心态,既不要被"领导"左右,也不要被民意裹胁。     

如何在“陪”与“审”中寻求公正与效率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几经跌宕起伏。近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定与实践操作联系还不紧密,很多规定缺乏操作性。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对陪审员的选任、陪审案件的范围、陪审员如何履职及如何监管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期待能在解决司法公正问题的同时,又解决司法的效率问题。     

网络舆论勃兴背景下的司法公正研究

随着网络舆论的逐渐兴起,在倒逼司法阳光公开的同时,也对司法公正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司法机关要重视网络民意,但更要坚持司法的独立性,同时要引导网络舆论的规范化。     

实际损失标准与违法获利标准的顺位问题研究

伴随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向纵深处推进,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断涌现,实际损失标准与违法获利标准的顺位问题一直广受学术界与司法实践的关注.通过考察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及其顺位的司法实践,分析我国实际损失标准与违法获利标准的司法适用困境,借鉴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益经验[1],提出...     

试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两者的冲突在现代法治进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这本质上是公民言论自由知情权与司法独立公正审判这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一方面,新闻自由有助于监督司法,有利于司法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如果新闻舆论过度地干预影响司法活动,又会导致司法向民意的妥协,牺牲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所以,两者必须实现平衡与契合。但要达到两者都能接受的平衡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磨合与调整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冲突的原因和探讨解决的方案。经过分析后笔者的建议是首先要从立法上予以规范;其次要完善司法建设和规范新闻媒体行业规范;再次要增进两者的沟通协调。     

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倍加推崇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具体方案不仅引起我国法学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而且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还展开了恢复性司法本地化实践,其中在少年司法领域尤为活跃,为此,有必要围绕恢复性司法来深入探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这一课题。     

中国少年司法理念与实践的对接

少年司法理念怎样在现实中催生多种司法实践成果，如何实现司法理念与司法实践最恰当的转换与对接。其中存在着诸多理论碰撞以及司法实践的模糊行为，以此，应当自觉地接受科学理念的支持，去理性地开展司法探索，以解决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同时存在着的双重困惑。     

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力是谁给的

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最后出现了大法官选总统的奇特局面。副总统戈尔尽管心里不服,背后又有赢得多数选民选票的民意撑腰,但嘴上也得表示完全尊重和服从最高法院的权威,老老实实地宣布竞选失败。是谁赋予了最高法院如此巨大的政治权力呢?是宪法吗?不是。美国宪法只是规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政府格局,并没有明文赋予最高法院—     

论司法公信力的促成

1995年,河北石家庄市聂树斌案,一审与二审均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并判处聂树斌死刑。2007年聂树斌案件的"真凶"王书金终于浮出水面,而聂树斌已被执行枪决。这起冤案给我国司法公信力带来了严重的创伤,提高我国司法公信力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迫切要求。我国应从法官主体、司法体制、价值观念三方面着手,不断促成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可预见性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一直是合同法中的重点问题,在责任认定的众多原则中可预见性规则举足轻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在合理限制损害赔偿范围中是频繁适用该原则。顾名思义,该原则的内涵在于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在可预期的范围之内,这种设定不仅保护了受害人利益,同时合理分配了损害风险,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尤其是司法实践领域都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在立法中我国同样承认了可预见性规则,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困难重重,效果差强人意,这种现状有违该原则设立的初衷,不利于双方利益风险的合理分配,进而阻碍了市场交易公平效率的展开。反思我国可预见性规则司法适用中的不足,完善该规则十分必要。     

无效辩护制度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分析

无效辩护制度是美国司法制度中的独特制度,是历史悠久的辩护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被告人辩护权的重要保障。建立起无效辩护制度也许是今后提升律师行业业务水平的一项选择。本文将通过回顾无效辩护制度发展历程,总结出无效辩护的判断标准。最后与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结合,对我国是否可以移植美国无效辩护制度作出分析。     

简析禁止令制度在我国的适用与执行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作为"外来和尚"的禁止令制度逐渐被广泛地在基层法院及社区矫正机构中适用和执行。有人说,我国司法机关适用禁止令制度是基于目前世界刑法轻缓化和非监禁化发展大趋势下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司法体制发展和进步的体现。然而,实践中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却认为:禁止令制度的超前性使其在我国适用与执行的过程中面临"水土不服"之困境。针对这一情况,本文试图对禁止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之问题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