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小资产阶级问题始终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共有关小资特征与表现的相关论述,历史地形成了一整套小资观念。中共小资观念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含义,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都是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之下构成的。从观念史角度研究分析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一方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作用。     

“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起源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及西方革命胜利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阶级问题始终都是关系到革命力量的重大问题。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对阶级内涵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显得相当肤浅和模糊。中共的阶级观念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含义,演变成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的统一体的含义,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共早期阶级观念的起源、发展与变化,既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中共早期理论中阶级一词的含义,也可以由这个概念的使用推知其后中共阶级理论的演变。     

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之嬗变

“军阀”,这个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来的词语,在中共早期理论中,从最初的政治概念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均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这个过程表明了中共独特的阶级观,也反映了中共早期对革命对象的认知过程和程度.     

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

“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建党初期,中共对“人民”“国民”两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侧重.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革命形势的高涨, “人民”因克服了“国民”这一概念的污名化与模糊性,又符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以逐渐取代了“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经包含资产阶级,对其使用频率一度大为降低,并试图以“群众”“民众”“工农”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政策的转变和对“人民”内涵建构的不足.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     

试析毛泽东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认识观

毛泽东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认识观主要包括三个历史时期的内容。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小资产阶级提出了初步的分析,以为小资产阶级包括城市和农村两种,它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第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认识观,以为中国小资产阶级除仍包括农村与城市的两种外,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民主党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团体。第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结束后,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观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此时,他以为知识分子在经历改造后,仍与工人、农民有着鲜明的区别,知识分子仍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很难区分,小资产阶级在经济范畴上属于资产阶级等。毛泽东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认识观发展到最成熟时期应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中共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的历史流变

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同志"一词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从概念史的角度来考察"同志"一词,多为党内称谓,指向共同的政治追求和价值诉求。作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词语,"同志"本身就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意蕴。考察"同志"概念的历史流变,对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志同道合之士、厘清革命操守标准和凸显党内平等作风等有着启示性意义。     

中共“五老”林伯渠

在中共党内,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被称为“五老”。他们是最早入党的一批中共党员,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功勋卓著。林伯渠,这位中共“五老” 之一,他的一生以忠诚和执着为后人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在三个关键时刻,没有走错路 1945年3月,在边区政府为林伯渠举行的60岁生日小型祝寿会上,应大家的要求,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总结说,在三个关键时刻,他没有走错路: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分裂了,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经李大钊等朋友的宣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入了党;第三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1886年3月20日(阴历2月15日)     

党章中的“群众路线”变迁

党的群众路线,概括来说就是指党章中所讲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十次修订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章中的表述,及时把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成果体现到党章内,使党章不断充实、完善。     

“政治领导”的概念溯源、演进逻辑及当代启示

党的政治领导是指导党的事业的路线、立场、方向和原则,其概念的形成和内涵的演进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自身建设的历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在党的历史中生动地呈现着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全面领导之间的深度互动关系,政治领导的历史命运不仅影响着理论的高度、实践的深度还关系到改革的力度、党的领导强度。党的政治领导的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的政治领导概念缘起、内涵演进以及逻辑理路对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独特价值。     

思想史场域:中共概念史的政治因应

概念史究竟应当如何研究,中外学界似乎存在争议,或以为概念史研究所关注的应当是概念在社会史中的变迁问题,或以为概念史研究应当关注概念在政治语言史中的概念论辩问题。对于中共概念史而言,这两种问题取向都有助于在研究中敞开别样的分析视域。但从概念史研究功能看,概念史是作为表意思想史而存在的语言现象,概念史变迁既承载思想史的变化,也因思想史的存在而使自身得到解释,并因思想场域的“弈盘”交锋,使概念史阐释呈现交错复杂的面相。从中共思想史视角考察中共概念史变迁,学理上合乎思想史与概念史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中共政治实践史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思想史,不能不由其核心政治概念提供表征,政治概念史如何对政治思想史进行语言反应,政治思想史如何为政治概念史的解释提供场域,政治思想转型与政治概念更新又为何存在不可脱钩的历史关联等,都是中共概念史应当深入研究的问题。     

“党政分开”概念的演化

党政关系作为核心的政治关系之一．是指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它与一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紧密相连。在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下．党政关系特指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党政关系．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执政60多年来,     

中共“一大”档案中的“重庆报告”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禁会想起90年前的中共“一大”——那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关于上海望志路“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关于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等一串光辉的名字。     

中国民间组织概念的发展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加快,国家与社会一体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因此,中国的民间组织蓬勃兴起,对民间组织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对民间组织概念的发展变迁进行考察,是对民间组织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     

“大同”概念的近世转化与中共早期社会理想之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从"大同"到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确立,看似一个不证自明的自然转化过程,其实隐藏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近世到清末民初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同"概念经历着守成、嬗变与革新,这一过程不仅交织着追求现代性与固守传统性的矛盾,也混杂着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的价值冲突。清理从清末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有关"大同"思想的相关论述及其概念转化,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早期的文化选择立场,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共早期确立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及现实意义。     

中共四中全会核心议程变迁

自1921年建党至1927年五大召开,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5次。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但因当时正处于国民党清共的紧要关头,无法召开中央全会;1928年6、7月间,中共六大召开,党代会之外的中央全会才成为通例。只是革命年代,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和频度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以四中全会而言,六届四中全会（1931）和七届四中全会（1954）间隔了23年;新中国成立后。     

中共版的“谍中谍”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侦察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此后二十多年间,从特科、军委二局到中央社会部,这一特殊战线上涌现了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人物,被称作党的情报工作"前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即是其中之一.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化”概念的“争”与“辩”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出场,尤其是“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由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中国化”概念愈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面对来自国民党人、自由主义者等对“中国化”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质疑和歪解,中共着力从“异质还是同质”“虚假还是真实”“复古还是创新”三个维度与之展开了话语论战,由此形成一幅“争”与“辩”的历史图景。     

中共四中全会核心议程变迁

正自1921年建党至1927年五大召开,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5次。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但因当时正处于国民党清共的紧要关头,无法召开中央全会;1928年6、7月间,中共六大召开,党代会之外的中央全会才成为通例。只是革命年代,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和频度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以四中全会而言,六届四中全会(1931)和七届四中全会(1954)间隔了23年;新中国成立后,因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