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性间同性强奸刑法规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男性间同性强奸的案例呈现上升趋势,同时社会对于男性性权利自由的保护也愈发关注,但是由于刑法中关于此行为的空白规定导致很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男性间同性强奸案件并不能得到刑法的规制.纵观世界范围,包括欧美法系、大陆法系的国家在内,可以看出对于男性间同性强奸的刑法规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潮流,我国刑法对与男性间通行强奸的刑法规制必然是大势所趋.     

刍议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评刑法第237条规定之缺陷和不足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猥亵与侮辱的内涵和外延有着本质的不同.把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妇女并不可取.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有时很难区别,须根据主客观各种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判断,才能正确界定.     

论男性性权利的刑法完善

从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情况来看,女性性权利得到了相对完善的保护,而我国男性公民性权利的保护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况,甚至出现了法律的真空。本文以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关于男性性权利的刑事立法的比较和平等适用的刑法基本原则,说明我国刑法对于男性性权利保护的滞后性,阐述了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刑法关于男性性权利保护亟待完善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设想。     

对强制猥亵妇女罪的思考

对刑法中的“强制猥亵妇女罪”概念及特征的认识学界可谓各持一端 ,尚无一个十分确定的看法。借鉴国际性学会在《香港性权宣言》中提出的新型性权利概念 ,来认识我国强制猥亵妇女罪的客体特征 ,并以此为切入点 ,科学界定其犯罪对象、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等特征 ,从而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日本刑法中的奸淫幼女犯罪及对我国刑法的启示

日本现行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规定与我国刑法相似,日本的判例和通说认为,奸淫幼女是强奸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一种独立的罪名);奸淫幼女既遂的认定标准是采取“插入说”;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在主观上要求明知奸淫的对象是幼女,对幼女的年龄发生误认时,阻却强奸罪故意的成立。《日本改正刑法草案》单独设立了奸淫幼女罪,对采用暴力、胁迫等普通强奸罪的手段奸淫幼女的定强奸罪,只有不采用普通强奸罪的手段奸淫幼女的才定奸淫幼女罪。日本关于奸淫幼女犯罪的刑法理论、立法和司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浅析男性间同性强奸行为的刑法规制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男性的性权利,因而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作为基本的人身权利,男性性权利应该与女性性权利一样受到同等保护。男性间同性强奸行为具有自身的特点,鉴于其高发性和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应该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将男性间的同性强奸行为纳入强奸罪的规制范围,并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其进行不断完善。     

我国有关性犯罪的立法建议

我国刑法第 2 36条 ,第 2 37条对性犯罪作了相关的规定 ,但仍存在某些缺陷 ,应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 ,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 ,从而更好地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我国刑法修正指导思想的检讨

自1997年刑法修订到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刑法典进行了七次修正，补充和修改了相关犯罪的规定。在刑法修正中，立法者总对刑法充满着过多的期待，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之间没有协调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没有并行推进。因此，在今后的刑法修正中，有必要对刑法修正的指导思想进行检讨，以促进刑法修正的完善。     

我国矿产刑法规范的若干检讨

世界主要国家都以特别刑法模式对矿产资源的刑事规范给予了制度化,并确立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双重法益;这对我国调整刑法结构,确立经济刑法的理念提供了有利参考;国外矿产刑事制度中的资格刑、无过错刑事责任制度也为我国在该领域奠定了立法创新的基础。非法采矿设备的刑事处置、日益严重的战略资源走私、资源与环境紧密结合的自然特点等现象为我国矿产资源刑事立法构筑了新视角。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的制度检讨

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反映了我国戒毒模式由过去以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为中心向现在以社区戒毒为中心的转变。戒毒也实现了从行政处罚到治疗矫正的理念嬗变。遗憾的是,现行强制隔离戒毒制度却偏离了这种理念,仍然固守昔日的＂处罚＂逻辑,制度内容和戒毒人员的权利弱化难以体现戒毒人员的主体地位和戒毒的治疗矫正性质。这种现状应得到改变,还强制隔离戒毒以应有面貌,使我国戒毒模式体系真正实现协调和统一。     

同性性侵犯行为犯罪化之立法探析

中国现行刑法关于同性性犯罪的规定存在立法缺陷,应当在进行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基于法益侵害说的观点对同性性侵犯行为进行犯罪化思考,行为对同性性的自主权的侵害达到严重程度应当规定为犯罪;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充实我国的性犯罪规定,构想在中国针对同性性侵犯行为如何设置罪名的问题。     

理性看待刑法

刑法仅是调整社会的一种手段，但国民对刑法与犯罪、刑罚的痛苦性与罪犯的人权保障、刑法的规范性与对社会现实的具体性之间的关系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使刑法承担了超出其自身能力范围的责任，从而影响了刑法功能的发挥。     

婚内强奸行为的刑法分析

婚内强奸现象由来已久,近来几起案件的不同判决引起了社会关注,遂成为理论热点。从传统意义上看,婚内强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说”,当构成强奸罪。不过,鉴于婚内强奸与一般强奸行为的差异,对婚内强奸行为的认定不应草率以构成要件而论。在现行刑法的分析基础上,充分考虑婚内强奸行为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各方面影响,不宜将该行为认定为强奸罪,也无需修改刑法另设新罪,完全可以在既有罪名体系之下,以虐待或故意伤害视之。     

中国男性性自由的刑法保护盲点

男性遭受性侵犯是社会中既存的事实,男性在性侵犯中所受的痛苦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严重而深远的。长久以来中国刑法在此方面对被害人的法律救济却近乎空白,相对中国,其他一些国家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刑法保护规则,并取得了预期的效益。因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内有必要借鉴和吸收他国的先进的立法模式并借此完善中国刑法的内容。     

有关刑法谦抑性的理性思考

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内涵包括:刑法调整范围的不完整性、刑法统制手段的最后性、刑罚制裁方式发动的克制性;其法理基础是: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策略性、犯罪发生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单一性、犯罪心理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刑罚效用的有限性、刑罚的恶害性决定了刑罚本身作用的负面性、刑罚后遗症的严厉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非理想性、刑罚权实现的昂贵性决定了刑罚发动的慎重性。适用刑法谦抑性,我们应当使刑事政策“轻轻”与“重重”兼顾、使刑事立法“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进、使刑罚裁量轻刑化与“非刑罚化”相结合。     

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     

刑法人道主义的理性剖析

本文从刑法人道主义的缘起及蕴涵、刑法人道主义的立法确认与司法实现、刑法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三个方面对刑法人道主义进行了理性剖析。     

刑法超法规司法解释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要求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之后的行为,由于存在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与预后困难等情况,导致法律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即存在漏洞。如何对待这种不完满性,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司法者通过超法规解释予以补足的方式被一些国家适用。我国是否也可以通过超法规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漏洞?文章提出,超法规的刑法解释在不妨碍刑法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由于中国的法院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解释模式,不充分说理的判决模式,法官素质导致的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国家的法治传统缺失等方面原因,导致中国如果允许法院具有超法规解释法律或者立法的权力,就有导致法运行安全性难于保证之虞,而法的安全应当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中国现阶段承认超法规的刑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