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分析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我国地方政府为完善政府职能、明晰各部门权责、精简机构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分别进行了数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数次改革中也能看出,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顽疾"。本文通过对这些症结的分析,来了解制约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推进的原因。     

立足制度创新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当前,我国掀起了一股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浪潮。本文试图通过推行机构弹性制、民众参与制、绩效评估制、政府问责制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郑州推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据悉,自1983年以来,郑州市先后进行了5次政府机构改革。郑州市市长赵建才说：这5次机构改革从当初简单的精简机构、减少人员,逐步发展成为深层次的转变职能和改革管理体制。“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理政府到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三大转变。”     

郑州推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据悉,自1983年以来,郑州市先后进行了5次政府机构改革.郑州市市长赵建才说:这5次机构改革从当初简单的精简机构、减少人员,逐步发展成为深层次的转变职能和改革管理体制."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理政府到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三大转变."     

政府机构改革的宪法性思考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层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宪政秩序和权力结构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不相融 ,因此 ,重新界定行政权范围 ,设计出能够保障行政权规范有效运行的权力结构 ,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行政权的正确定位需要来自立法权、司法权、公民权以及其他社会权利的支持与配合 ,所以应把政府机构改革纳入整个权力结构调整的大系统之中。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要从宪政角度出发 ,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新公共服务与和谐社会——对当前公共问题的思考

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责任政府的建构与执行,政府需要为民众的利益和福祉负责,真正实现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和谐政府。本文指出政府官员的超前观念和前瞻性视野,是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首要品质。     

论如何运用行政法之诚信原则改善政府信用现状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更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具有现实意义。     

对我国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探讨

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序列之一,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当前我国县级政府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和坚持的原则以及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对我国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探讨

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序列之一,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当前我国县级政府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和坚持的原则以及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正在稳步地向前推进。这次机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关键环节,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才能顺利地推进机构     

大部门体制改革主要问题初探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是我国政府机构内部改革的又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对已有体制进行的又一次纵向深入发展。在全球化政府再造和区域协同政府构建的双重背景下,大部制改革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本文分析了大部制改革提出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从而探索了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合理化路径。     

机构改革要避免若干误区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罗干同志《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说明》奏响了新的机构改革的序曲,机构改革成了这次人大会议的一大聚焦点,全国上下给予了广泛充分的关注.从新角度总结我国82年以来的三次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考察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败得失,一定会帮助我们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更认清方向,少走弯路.误区一:政府机构越少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这种认识上的误区集中体现在被媒体颇为肯定的一句口号“小政府、大社会”上.大社会当然是必要的,但“小政府”(所谓小政府,当然政府机构很少,管得很少)却是不太妥当的提法.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社会关系日益纷繁芜杂,政府的社会职能激剧膨胀,范围涉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务管理、国民福利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文化进步等许多方面.即使在当今西方各国,也已很难见到机构少、职能少的“小政府”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后的政府仍负有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等重要经济管理职能;此外:改革后政府将把社会职能的一部分让渡给社会中介组织来承担,但仍保留了政治、文化、社会     

由十一届人大会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看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并审议通过了政府机构的第六次改革方案,由此引申出我国行政组织法完善的深层次问题。改革的内涵也从单一的以政府机构设置调整为主,进一步扩展到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等相关领域,政府机构改革日益成为一项综合性、系统化的改革,行政组织法改革也势在必行。     

浅论行政机构改革与社会中介组织发展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拉开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帷幕.与本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机构改革必然要求并带来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本文所称社会中介组织是指行政体系内的社会中介组织.本文将要探讨的是部分政府机构向社会中介组织转变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接手部分原行政事务的问题.     

论我国仲裁机构的法律属性及其改革方向

仲裁机构法律属性的确定关涉到仲裁机构治理、改革方向选择与中国仲裁制度优化。由于立法未明确仲裁机构法律属性,受政府牵头组建的模式与现行体制限制,仲裁机构继被归类于事业单位后,又被其分类改革裹挟而无所适从,整体"行政化"色彩严重。历史原因与当前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压力叠加,使得仲裁机构面临被"违法改革"的危机。仲裁私法自治的本性决定了仲裁机构的非官方性和独立性,制度竞争促使仲裁机构走向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我国仲裁机构改革应当彻底去行政化,确定公益性非营利法人定位,优化治理结构。仲裁应主要通过行业协会进行自治自律,政府监管需依法适度。融入国际竞争、完善仲裁法治、加强人才培养是未来仲裁发展之关键。     

系统论视角下政府运行保障体制改革的历时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运行保障体制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型。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将这一改革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职能归口阶段,改革动力来自系统内行政体制和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改革表现为政府运行保障经费、资产等相关职能的归口管理;第二阶段是机构建设阶段,改革的动力来自系统外公共舆论的推进和系统内党风廉政建设、行政权力减量改革和职能优化的要求,改革体现为各级政府机关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立;第三阶段是界面重构阶段,改革的动力是系统外数字技术的发展,改革体现为技术应用带来的界面重组与部门职能强化。从系统论视角看,未来政府运行保障体制应完善系统内输入机制,规范职能机构设置,建立绩效考核机制。     

加快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应对WTO

加入WTO后，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尽快适应WTO的规则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暴露出明显不适应这一转变的种种弊端。本文试通过对现行审批制度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的分析，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和WTO的需要提出一些相关政策建议，使行政审批制度能尽快适应政府机构改革、党风建设及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

2013年3月1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审议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批准这个方案。会议要求,国务院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保证方案顺利实施。实施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需要修改法律的,国务院要及时依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浅析公安系统中公共关系的学问

如今政府维稳成本高涨,政府公信力以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系列群体事件更显现了政府采取措施调和与民众关系的紧迫性,而公安部门作为直接面对群众的首要部门更需要在执法中做好策略调整。本文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出发,以济南和某市公安部门为例,分析政府部门具体的一些公关举措,阐释公共关系在公共组织塑造形象、处理公共事务、应对公共危机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新世纪以来,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一度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高、国家债务负担重等诸多挑战,德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措施,以打破传统社会福利体制的路径依赖。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和认可。鉴于此,论文主要从德国民众认知视角出发,对新世纪以来民众福利态度的变迁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德国民众都认为应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依然被民众视为政府首要承担的福利责任,但对政府提供失业保障以及就业岗位的支持度相对较低,对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的需求则明显上升。此外,民众对医疗保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对护理保障则信心不足。另外,德国东西部民众福利态度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已经呈现出趋同迹象。论文运用福利态度解释学说并结合实证数据,说明福利态度的变化主要受总体经济形势、社会福利政策、公正理念、个人自利和社会化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