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人情与法治——现代法治视野中的诉讼人情化现象研究

通过诉讼程序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解决社会纠纷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因人情而不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判决或裁定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应该正确认识并妥善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当代社会中诉讼人情化这一现象,探讨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     

环境公益诉讼的法治功能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最有效的保护环境的新手段，本文分析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探讨了它在保护人权中的环境权及自然体的环境权和实现环境民主，限制公共权力两大法治功能。并以此两大功能为出发点，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实现法治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两个制度建议。     

民主与法治:宪法诉讼的价值理念探幽

宪法诉讼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将宪法置于最高法的地位 ,从而防止立法专制 ,从“法治国”走向“法治” ;宪法规范的法律性和宪法判例的政治性的有机结合 ,使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 ;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审查的有机结合使法治从形式走向实质。     

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

法治乃现代社会之理想治理模式,诉讼乃法治实现的必然选择。在现行诉讼体制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标志着中国法治理念的本土生成;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与“后天失调”所共同导致的运行不济,使得该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宪法诉讼作为域外法治实践的成功典范,因诸多因素在中国内地难以实证化,但其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许三多”让我们警醒什么？

《笑林广记》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一名贪官在自家门前贴出了一副新春联，内容为“爱民若子；执法如山”。饱受其鱼肉与盘剥的周边老百姓看到后，便趁着夜色掩映在联句后面加上了一些字句，结果整副春联变成了“爱民若子，     

公益诉讼,聚集法治的力量

本期封面故事聚焦检察公益诉讼。20世纪90年代,公益诉讼在我国主要还处在理论探讨层面;20多年后,随着《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众多法律的修改,在立法上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内容。进入新时代,如何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加充分地保护公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保护的国家队闪亮登场,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完善。     

“富士康诉讼”与中国法治的积弊

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事件（以下简称“富士康诉讼”）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焦点。前不久，因不满媒体报道劳工“超时工作”问题．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和编委提出高达3000万元的索赔，并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人的个人财产．之后，两当事记者的房产、汽车、存款均被法院冻结。这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向媒体记者索赔金额最大的名誉侵权案，也是首例没有起诉媒体法人直接起诉记者并冻结记者私人财产的案件。近年来，起诉媒体和记者的案件不少，但如此高调、如此诡异、如此轰动的却十分罕见。     

无诉讼即无法治--论宪法诉讼乃法治之精义

从宪政的意义上而言 ,法治的本质是宪治 ,即宪法之治 ,而宪治的核心则在于宪法诉讼 ;因为宪法诉讼制度是宪法自身的“免疫”系统 ,没有明确的宪法诉讼机制 ,宪法就无以抵御各种外来侵袭 ,违宪之法律和行为就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制裁 ,违宪责任就无从追究 ;这样 ,宪法对于政府及其权力运作的规约能力势必阙如 ,而一部对政府没有现实规约能力的“宪法”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因此说 ,法治的精义在于宪法诉讼 ,没有宪法诉讼 ,就没有法治。     

实证视角下契合民意与法治的诉讼调解

实证调研表明,民众对纠纷解决的价值追求与法治大体是契合的,大部分民众倾向于通过法院解决纠纷,但他们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将依法裁判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而是更倾向于诉讼调解.作为调解与审判的结合点,诉讼调解既蕴含着现代法治理念,又兼顾到我国注重人际和谐的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国情,调解与判决应同属解决纠纷的手段,二者不仅与人治或法治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而且均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方式.因此,诉讼调解本身是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现阶段的调解与诸如“马锡五审判”等历史经验应有所区别,现代型调解只有充分地体现法治的基本精神,才能满足当事人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这既是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理念下诉讼调解得以发展的现实空间,也是诉讼调解与法治建设同步发展的必然之路.     

中国的传统诉讼原则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远源流长 ,其诉讼原则主要有等级特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原则等。这些原则反映出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独特性质和风貌 ,虽有某些现实意义 ,但仍属传统礼治社会的特定范畴。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部署,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决定》提出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重大任务。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     

毛泽东的十个经典幽默

幽默是睿智和机敏的表现。钱钟书先生认为“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英国人用幽默增加风度和开展外交，美国西点军校可以凭幽默录取新生，美国总统靠幽默赢得选票……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幽默的国度，从《史记·滑稽列传》到《古今谭概》、《笑林广记》，无一不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幽默。     

网络时代的影响性诉讼及其法治影响力（上）——基于2005--2009年度影响性诉讼的实证分析

2003年春，经媒体披露，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而含冤死在收容遣送所的大学生孙志刚的悲惨遭遇激发了公众积蓄已久的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三博士”和“五学者”先後上书之後，国务院废止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入由于通过民情民意和社会舆论有效实现了促进政府和立法者审视、检讨和废止既有法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孙志刚案件”开启了以个案影响法治的影响性诉讼的先河。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宽严之辨

本着揭示长达数千年之久且内容极其浩繁复杂、同时发展又颇具规律性的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真谛的初衷 ,从法宽与刑严、执法时宽时严、宽严相济等三个方面 ,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中的宽严问题     

简论中华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由群星灿烂的众多法家人物所共同撰就的,它反映了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法家理念和他们所设计的与先秦儒家奉行的"礼治"完全不同的治国方略,是体现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在秦王以后,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依旧长远地影响后世.     

被害人诉讼地位和诉讼角色的变化

<正> 一、新刑诉法有关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新规定 传统理论认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不是诉讼当事人,而仅是控诉一方的诉讼参与人,享有法律赋予的极为有限的诉讼权利。而新《刑诉法》的公布,打破了传统理论的界限,将被害人纳入了“当事人”的范围,并赋予其较现行法律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法律的这一变化,不仅使被害人成为了独立的控方当事人,而且也极大地增强了被害人与被告一方当事人抗衡的能力。特别是法律的变化,更促成被害人以下特点产生:     

论公益诉讼信托的法律适用

我国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第11条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六种信托无效的类别。其中诉讼信托的效力就被盲目否认。这一笼统的规定不仅使现代信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也剥夺了当事人的应有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因此应对诉讼信托的效力予以承认,对公益诉讼信托加以充分利用,本文将介绍公益诉讼信托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形式,提出构建公益诉讼信托制度的初步建议。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法治和自由的关系视角

法治作为一种生成中的生存方式,内涵了人的自由理想。自由精神是法治产生的动力,法律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文章首先论述了法治和自由的关联性,接着从历史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法治观。最后指出对中国而言,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法治,是其法治之路的特征。     

推动新时代法治进程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发布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案件涵盖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10·18"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民法典"自甘冒险"适用第一案、"人脸识别"第一案、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等.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

道德滑坡、法律松驰、司法腐败已经成为当前市场经济建设中难解之题 ,对于出现这种法治困境的原因 ,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 ,是儒家伦理对法治精神的消解和化约。儒家文化中的等级伦理、宗法伦理、和合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法治建设在此文化土壤上进行 ,必然会出现“逾淮成枳”的现象。因此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改良 ,回归“五四” ,完成“五四”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