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治理结构多元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通过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强调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是历史遗传和传统体制的产物,与转轨时期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也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在已有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基础上,实现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应该成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浅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在基本的政治原则、制度内涵、运行机制、外部环境都是大致相同,在局部地区对原有体制进行重构和改革的成效、结果与在中央层次的改革成效、结果不会相差太大。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改革,即使改革出了问题,影响范围较小,风险、成本、后果也是可控的。改革造成的损失也可以由上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央迅速进行弥补。当地方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即使高层次的改革出现了问题,由于地方层次经过改革已经具备完善而行之有效地制度和规范,地方政府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化解来自上层乃至中央层面决策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和矛盾。     

缓解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合作治理框架构想——以长株潭公交一体化为例

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借鉴合作治理理论,通过对长株潭区域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公交一体化政策制定过程的案例研究,剖析影响地方政府问合作进程的关键要素,提出缓解地方政府间合作困境的合作治理框架,指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突破点在于提供合作治理的平台,地方政府间合作需要来自官僚体系内更高层政府或政治权威的支持和推动、需要富有权威性和协调力的合作组织,以及需要有多元化的参与者.     

基于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机制及治理

首次基于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理论,从融资平台视角分析了地方债务风险形成机制。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政治资源诅咒效应,即相对丰富的政治资源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工具,弱化了风险控制意识。同时为维系政治资源较高的投入,增加了地方政府利用政府债寻租的机会,挤占了地方债有效利用的空间,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较高风险。从控制政治资源关联度、优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监管机制、构建风险管控体系及加强公司治理等四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地方债务风险治理措施。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及其评析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进行了治理模式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扁平化治理"、"共同治理"、"参与式治理"和"合作治理"等主要模式。尽管这些模式还只是治理的初级形态,但却推动了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变迁。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从公共选择视角

地方政府官员诚信缺失的真正根源在于公共选择的基本规则:官员选择标准中对诚信重视不够,政治市场对官员自利行为监督约束不力,领导体制中对官员失信责任划分不清,管理体制对基层官员责任设定的不当,以及对权力寻租治理不力,都是导致官员非诚信行为的原因。重建地方官员诚信必须从改革公共选择制度入手。     

政治学视域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存在的,因而从政治学的视角去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中将会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这需要从改革思路、改革方向和改革举措等三方面共同着力加以解决.     

加拿大地方治理改革之解析——兼论我国当代地方治理的发展

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加拿大不仅对联邦政府的职能、府际关系、运行形式等进行了一些调整，而且还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公民参与形式等治理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遵循着有利于节约、有利于公平、有利于消除地区冲突的加拿大地方治理变革虽然与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发展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的内在逻辑对于每一个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都是共同的，从而也为我国地方治理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中美地方政府改革比较

美国的公共权力结构是多中心的、分散化的多样性模式。中国的公共权力是单一的、全能的层级制。中美地方政府改革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着差异。两国地方政府改革都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所进行的;改革都是为了提升政府能力,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注重政府职能的优化和改革中的创新;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灵活、高效和廉洁的政府。但两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差异是明显的,美国地方政府改革对我国地方政府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我国地方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区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形成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两个重要的认识。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在于,可以先行取得突破、取得经验或教训,并在中央及上级领导下,及时得到调整、改进,避免发生大的波折。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诸多内涵,涉及到权力结构制度和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变迁,涉及到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等机构职能的改革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地方政治体制改革时间紧迫,意义重大,当前,应突出强调和尽快启动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将重点首先放在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上。     

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区域公共事务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和紧迫,以往由一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力不从心,必须倚赖多个地方政府的联合治理,如跨行政区的环境资源保护、污染治理、突发性公共问题的处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地方治理等。我国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合作已经起步,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建构与健全地方政府间的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机制,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协调合作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视角

近年来,政府治理机制对于转型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致力于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来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给予制度因素的解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解释框架——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认为在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分权,构造有效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来培育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沿袭这个框架,从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缺失和FDI过度竞争三个角度阐述了这种政府治理机制的成本及其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文章认为短期内通过机制补充和内部修正可以维持这种模式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长期看来,这种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由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的制度供给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研究评析

地方政府治理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其发展与地方治理的发展过程一脉相承、紧密相联。本文简要梳理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研究的国夕卜根源,理论的引进、传播与形成过程,对我国当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现状作了简要的评析。     

国外地方政府合并改革的经验及启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进行了地方政府的合并改革,其改革大致可分为三类:激进型、中间道路型及相对缓和型;国外进行地方政府合并改革的经验主要包括: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根据本国实际选择改革方略与进度,与其他改革相配套.国外地方政府合并改革对我们的启示是:推进乡镇合并改革,扩大县级政府的权力,选取适当的改革进度和方略.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这可从多重视角进行归因,但制度与治理差异才是地区发展差距产生的根源所在。本文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演变的视角下,运用实证、案例、文献等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我国东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实践及其发展历程,从中透视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地区经济发展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的结论是,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上寻找突破口,优先在西部地区构建公共管理体系则是一条新的战略途径。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