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封建社会的立法权比较

立法权是指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纵览中国的封建历史可以发现 ,其立法权的特色非常鲜明 ,那就是 :法自君出。法律君属 ,法律受权力的支配 ,君权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反观西方封建社会的历史 ,可以看到 ,尽管统治阶级也多以君主制的形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 ,然而 ,许多国家的封建君主制经历了贵族君主政体、等级君主政体和专制君主政体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因此 ,形成了与中国迥然相异的立法权。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权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权 ,就必须以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前提。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 ,建立…     

法家重刑主义思想之反思

法家思想是披着法治外衣的专制思想,本质上是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用严刑峻法来推动这种专制工具的运转,达到维护君主统治的目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在现代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谨防在法治的名义下行专制事实,治国不能用重典,刑罚的设置上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宽缓化。     

相权纬度下传统行政本质的考察

传统行政的专制性已经成为共识,君主扩大一己权力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控制权力。表现在相权上,就是不断削夺其权力直至最后废除。但行政自身的发展需要又使得分权是必不可少的,相权的设置就体现了中国传统行政的民主性。通过对古代相权功能和命运的考察,提示出传统行政本质就是分权和控权的悖论。     

论中国古代王权制衡现象及特征

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制度下的帝王拥有极大的权力 ,但是 ,他的这种权力在事实上并非绝对地至高无上 ,而是经常处于权力的、道义的或舆论的制衡之中。中国古代国家政权中也存在着制衡关系 ,这一事实之所以被忽视或否认 ,乃是因为在制衡方式上 ,东西方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中国古代吏治经验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吏沟通着君主和民众，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基于此，官吏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官吏的管理也自然成为君主的重要职责之一，从中国古代吏治实践来看，以德治吏和依法治吏是官吏管理的最基本方式。分析这两种方式，可以为当前我国的官员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现代借鉴——基于政府文化建设维度的思考

始创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强化于明清的古代监察制度,对官员的监督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历代封建君主用以维护皇权稳固的重要统治工具,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总结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可为改革开放发展新阶段下地方政府构建政府文化,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古代中国的"无形政府"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很低,现实的政治运作大多依靠一些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和潜在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它们构成了古代中国的"无形政府"。在中央政府层级表现为君主身边的近臣和宦官,在地方政府层级表现为地方士绅和幕僚、书吏。无形政府的产生,主要源于古代中国道德化政治理念下的行政伦理,士族制度和科举制度构成其主要的社会基础。其传统余风所及,对当代中国政治也构成一定的影响。     

和谐社会之历史源流与宪政分析

中国和西方古典和谐社会思想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家形成了一套以“和谐”为根本价值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中涉及社会理想、伦理道德、治国理念、民本思想等等;西方古代的合谐思想包含公平与正义、城邦公民的公共利益、限制君主权力滥用等系列内容。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性与追求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宪政的根本价值内核也在于将人置于崇高的地位,二者相通之处都在于凸显人、尊重人、保障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既是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也是宪政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汉章帝——驳“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同刘桂生、刘伟杰、管怀伦、张进等商榷

自1993年笔者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后，学术界基本认同了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的观点，但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这也不妥。中国古代存在“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是事实，始作俑者是东汉章帝，标志是白虎观会议和删《史记》。     

扬弃传统思维构建和谐社会

一、以人为本与传统民本思维的区别 （一）“人”与“民”的价值目标不同 在封建集权统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政权、江山社稷是和君主等同的。君主是统治者，民众是被统治的对象。因此，“民惟邦本”、“夫君无民，无以得其位”的民本思想从本质上讲是君主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君主们就是通过“民贵君轻”、“民水君舟”、“民主君客”、“爱民如子”等伦理纲常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培养他们的忠君思想。     

论依法行政原则

行政，一般被理解为政府为推行国家意志，而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共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一种活动。行政概念提出至今已多年，人们仍未对此概念的界定达成完全的共识，本文不想陷入对概念的争论中，而只想在基本的共识上做进一步的立论，所以就必需对行政的概念先进行界定，以为立论的基点。本文中行政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组织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它指公共行政，同时与国家的立法职能与司法职能相区别。一依法行政观念的产生中国古代，在奴隶制或封建制的专制主义社会里，君权大于国法，而法只…     

中国思想道德教育中介的历史演变

思想道德教育中介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国家与受教育者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联系的所有中间介质的总和。思想道德教育中介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其历史的反思和否定的＂巨人肩膀上＂,离开了这一点,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从三个方面总结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思想道德教育组织中介的发展历史——礼部三老、庠序学校、家庭家训;中国思想道德教育载体中介的发展历史——蒙学经书、乡俗礼仪、儒家文化;中国思想道德教育主体中介的发展历史——君主示范、家长专制、师道尊严。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历史传统的理性与经验

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建立起一整套刑事审判监督机构和制度，包括皇权对审判的最高监督、基于行政管理关系的审级监督、专门机构进行的外部监督以及审判机构内部的分权监督等。通过对我国刑事审判监督传统的考察，总结出注重“慎刑”理念、确立较为完备的监督依据、保持监督主体的相对独立性、采取多元化监督手段、设置专门监督机构、采取诉讼与监督一体的职权配置模式等经验，对当今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略论中国古代司法官吏的职务犯罪

略论中国古代司法官吏的职务犯罪马作武中国古代社会实行君主集权的专制政治。行政权与司法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无严格的区分。中央司法机关置于君权的控制之下，而地方长官集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司法权其实为行政权所包容，从而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因此，绝...     

从“独尊儒术”谈社会主导思想变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思想的大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大发展。社会主导思想的建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先导。同时,社会主导思想并非专制思想,而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的建立,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影响,探讨对社会主导思想变革的启示。     

提高公务员素质与行政管理现代化

<正>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家行政管理的质量好坏、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和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运兴衰。古语之:人为行政之本。在国家行政管理中,人事行政又处于关键的核心的地位,它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社会经济,开发人才,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乃至实现国家现代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人在现代化中的作用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浅析孔子官德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官德修养在维持国家政治运作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用官德伦理来处理君臣、臣民等社会关系。孔子的官德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至今仍有许多精华为我们所借鉴、发扬光大。本文深入研究孔子官德思想,梳理孔子官德思想的主要内容,深化对中国传统行政伦理道德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认识,为我们当前的官德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而在县以下基本是以自治形式进行管理,虽然司法体系并不完善,但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却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所以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一个多元化解决纠纷的社会调节系统。本文从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古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它的现代价值,以及对当代司法行政管理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封建君权制约述略

中国古代封建国家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封建君主执掌封建国家最高权力。但是,君主及其权力行使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政治体制和社会规范的制约。谏诤、宰相和朝议决策等制度,形成了对君主本人及其权力行使的“硬”约束;习惯先例、祖宗家法和道德规范,构成了对君主本人及其权力行使的“软”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