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边境地区边民往来逐渐频繁,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这种颇具区域性色彩的犯罪形式也随之出现日益严重的势头。研究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具有其独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边境地区现实情况出发,研究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的概念、成因、类型、打击难度和打击防范对策等相关问题,旨在对惩治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拐卖妇女罪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新论

拐卖妇女罪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中的奸淫实际上是指强奸。奸淫行为只能发生在妇女被拐卖之后至拐卖行为既遂即妇女被卖出之前的拐卖过程中。将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中的妇女解释为包括不满14周岁的幼女,虽然从保障处罚实质合理性的角度看值得称道,但是从坚持处罚形式合理性的角度看则经不起推敲。     

“无被害人犯罪”研究——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没有具体的被害人,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一直都把“无被害人犯罪”视为规制和惩罚的对象。虽然从我国国情看,不宜贸然对“无被害人犯罪”实现全面的非犯罪化,但是从刑法谦抑性的视角出发,顺应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可以尝试对“无被害人犯罪”进行更加精细的分类,对其中危害性较小的“无被害人犯罪”可以实行非犯罪化。     

共犯行为的正犯化：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

共犯行为的正犯化是在正犯与共犯区分的基础上,在立法上将共犯行为规定为正犯,从而限缩共犯范围、扩张正犯范围的一种立法现象。在网络犯罪成为占据较大比重的特定情况下,正犯与共犯的关系从以往的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因而对传统的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关系带来某种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共犯行为脱离正犯的制约,使之成为独立犯罪的立法例大有增加的趋势。共犯行为正犯化可以分为组织行为的正犯化、教唆行为的正犯化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等三种类型,其中,在网络犯罪的立法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例如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一个典型的立法例。本文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例,对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进行了深入论述。     

利用“影响力”破解讯问突破难题——以贿赂犯罪案件为研究视角

近年来,随着影响力越来越被人接受和重视,侦查讯问实践的迫切需要,关于影响力的各项研究成果给侦查讯问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启发,通过对影响力的理解和掌握运用,能有效破解讯问突破的难题.     

网络支付诈骗犯罪研究分析——以“网络钓鱼”为视角

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支付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货币支付方式,与之相伴的是网络支付诈骗犯罪日益猖獗。网络钓鱼作为网络支付诈骗犯罪形式中最典型的一种犯罪形式,主要的典型类型包括:非法获取账号、假淘宝钓鱼网站、冒充淘宝卖家等等。网络钓鱼的侦查难点主要有:个案满足立案标准存在困难、受害人的不积极配合、缉捕追赃存在难点。造成侦查难点的原因是:个人及侦查机关对此类案件的重视程度不够、立法不够完善、涉案人员分布范围广、传统侦查体制方法不适合网络案件侦查。应从数据接收、网络交流、网络支付等几个方面提出侦查对策和防范对策。     

老龄犯罪宽宥论——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立法、近代立法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相关法律文件都有矜恤老幼、减免其刑的相关规定。近现代国外刑事立法中,也普遍确立有老龄犯罪从宽处罚的制度。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竟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定。目前,我国已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因此,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看,无论基于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还是从解决老龄问题、实现刑罚的目的考量,都有必要增设老龄犯罪从宽处罚与不适用死刑的原则及规定。     

“黑恶犯罪”形态之实证研究——以中部某省为例

"黑恶犯罪"虽不是法律概念,但却是与"打黑除恶"之司(执)法实践相对应的概念。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黑恶犯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形态,对确定和调整相应的治安、司法对策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性研究方法,对中部某省黑恶犯罪的形态展开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     

犯罪本质观期待转变——以犯罪被害人为视角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社会结构形态发生了变迁,市民社会正在崛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在构建。在新的社会背景中,犯罪本质从危害社会到兼顾侵害犯罪被害人个人利益的转变有其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地沟油”入罪若干问题研究——兼评《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

“地沟油”犯罪不仅严重侵害了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损害了广大民众生命健康等人身、财产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国家形象、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及时将“地沟油”入罪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但是,《通知》抽象的概念表述、笼统的罪名罗列、狭窄的主体范围等缺陷,再加上检测“地沟油”技术滞后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在司法实务中缺乏严惩“地沟油”犯罪的操作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以犯罪学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突出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然而现行刑法只是典型的应对成年人犯罪的法典,由此决定了其在整体的制度设计上而不是个别技术层面存在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不相适应的严重缺陷。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上,必须牢牢把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宗旨,坚持少年儿童利益最大化。     

从人身危险性出发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但该政策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贯彻执行中常常陷入误区,凡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概从轻处理.这很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增强,无法实现矫正未成年人临时犯罪人格的目的.为了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该以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司法者在量刑时进行自由裁量的参考依据.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机制包括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时间、实施主体、评估方法和评估程序.     

“用人单位”的刑法意义探讨——以强迫职工劳动罪为视角

"用人单位"本是劳动法中的概念,但是,经过《刑法》第244条的进一步确认,又赋予其刑法意义。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用人单位"可以构成强迫职工劳动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对此,不论从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还是按单位犯罪的代罚制原则,以及根据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乃至从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上来看,劳动法中的"用人单位"概念在刑法上均可以得到合理、合法的解释。     

民营企业涉黑犯罪治理的政策问题——以“制度洼地”现象为视角

民营企业涉黑犯罪异军突起是企业性质和相关制度洼地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影响民营企业涉黑犯罪的制度洼地主要是指有组织犯罪治理政策、二元公司制度以及民营企业治理机制的不足。结合洼地效应的研究,企业的本性是企业制度的出发点．难以成为相关制度治理的对象。但是,企业治理结构和道德的缺陷、有组织犯罪治理政策的不足以及区分国有、民营的二元公司制度应当通过相关制度的衡平、治理来完善。考虑到民营企业涉黑犯罪行为的性质,相关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充分考虑到民营企业以黑护商,以犯罪组织的反应替代国家反应不足的行为的规制。在此基础上,民营企业涉黑犯罪治理的研究也将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科学推行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贪贿资金追缴问题研究 ——以洗钱犯罪为视角

贪贿资金追缴是截断贪贿犯罪利益输送,增大犯罪成本的防控途径之一.国际社会和中国刑法皆以洗钱犯罪作为贪贿犯罪的下游犯罪加以严控,力求用此刑法规范约束犯罪行为.国内从刑法修正案(六)到刑法修正案(九)历经修订,都彰显了以洗钱犯罪控制贪贿犯罪,恢复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宗旨.国际社会的《联合国反腐败条约》对涉贪贿洗钱控制也给予了详尽规定.但是司法实践适用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案例实证剖析到司法解释阐述运用,呈现出现实需求紧迫和追缴收益失衡,追缴网络严密和追缴难度日增的矛盾.究其原因,理论研究、立法、执法、司法和国际合作皆有可提升完善空间.如能强化理论研究,拓展探讨空间;完善反腐和反洗钱立法,加强涉贪贿洗钱犯罪司法适用;结合国际要求和本土实践,拓展国际司法合作,树立互利互惠理念,构建合作双赢的常态机制,或许能对贪贿犯罪资金追缴有所裨益.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机制研究——以基层检察机关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机制研究一直是基层司法机关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一问题,应当依据系统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与和谐司法原则而确立,通过延伸办案触角、吸收多元参与,创新办案机制,形成覆盖批捕、起诉、刑罚执行全过程的司法保护机制.     

职务犯罪预防途径初探——以贿赂犯罪为视角

本文首先从贿赂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引入本文内容,把论点建立在犯罪可以从根本上加以防治这一观点之上,并试图从法律、个人、社会制度、新技术、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提出预防贿赂犯罪的应对举措。     

以“解释(一)”为视角展望渎职犯罪查办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反腐形势越来越严峻,党中央国务院也深刻认识到打击渎职犯罪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反渎职侵权工作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整体格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并出台了中办37号文件《关于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罪工作力度的若干意见》,这为该解释的出台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     

动态犯罪圈的完善——以刑法修正案的实体考量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现已成为修正刑法典的主要形式,但考查刑法实施以来陆续出台的六部刑法修正案,都有扩大犯罪圈之倾向。犯罪圈应是动态的,动态犯罪圈必须是一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双向并举的过程。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分则中存在可以除罪的罪名的情况,应考虑以刑法修正案作为"非犯罪化"的途径和出路,从而将动态犯罪圈保持在一个健康高效的状态,以更好地打击犯罪,与犯罪行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