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监狱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维度

近些年，监狱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观点、提法，可以归纳为“去‘老祖宗’化”、“去本土化”、“去政治化”、“去惩罚化”、“去改造化”和“去罪犯义务化”等六类问题，对此有必要予以科学、冷静的反思与检讨。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思想动摇、理念偏离、理论欠功底、实践经验不足以及功利主义驱动等。因此，监狱理论研究应当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一思想，尤其要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监狱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抵制并消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制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二是坚持监狱工作的中国特色，一方面要珍惜、发展中国监狱的原始创新；一方面要坚持从具体国情出发，有的放矢地借鉴、移植国外科学、先进的监狱理论、监狱制度，并使之本土化。三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解决好思想方法问题，力戒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片面性。     

以传统文化基础构建内生的本土社会学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面临着本土化的要求，成为一门认识中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科学。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所特有的一些社会现象与问题并没有消失，这为内生的本土社会学提供了基础。当前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存在着种种不同路径，重新思考从传统文化基础上探索本土化，才能把握社会学本土化的正确方向。     

国际品牌本土化攻略带来了什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大国际品牌在“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理念指导下，从产品品牌、人力资源、产品制造、营销管理等方面，大力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加入WTO后，国际安防品牌抢滩中国的进程明显加快。仔细分析国际安防品牌本土化攻略．可分为三种模式：一是直营，     

论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方向

心理测量学作为心理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其地位与作用日益显赫。然而，心理测量与评定的理论与技术也是在西方主流。心理学中建立起来的，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因而，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问题应该引起关注。心理测量学欲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就必须把握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方向。做到测量内容的本土化、测量手段的本土化、测量对象的本土化和测量结论的本土化。     

中国和平统一的步伐无人能阻挡

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妄称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于“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震惊。世人斥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向举世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挑衅，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十几亿中国人民挑衅，不能不激起所有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公愤。李登辉1988年上台之初，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一个中国为最高原则”，后随权位渐稳日趋张狂。通过所谓的“民主化”。“本土化”，逐步从政治、法律、文化上改变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通过所谓“务实外交”一、“参与联合国”，极力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探求中国安防创新之路——中国安防企业技术专家访谈录

从现在起的15-20年时间里，我国将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自主创新将成为国家发展的源动力。对于成长中的中国安防企业而言，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如何强健自己与本国企业竞争？在国际知名安防企业本土化策略的步步包围之下，如何突破重围获得长成的机会？治国齐家平天下，其理相通。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进展与实践——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向来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并热议的论题。教育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意识随即兴起,这一时期其"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即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文化条件等方面。随着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的密切结合,尤其是近代中国学者在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构建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得以不断发展。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不仅能促进教育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为当前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相关理论问题之探讨提供借鉴。     

信息广角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宣传思想工作的六个“学会”，根本出路在于本土化，服刑人员子女的生存状况，高校怎样创办名刊。     

从拿来主义到本土化——中国国际私法发展之路

在中国,国际私法是一个舶来品。它是随着20世纪初期中国维新倡法运动而传播到中国。中国国际私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拿来主义”特征。然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要求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必须实现从“拿来主义”到“本土化”的转变。     

开放法律服务市场的政策

首先是对法律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趋势判断。 　　我认为,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必然趋势就是境外机构“本土化”。通过行为主体的本土化实现业务的本土化。原因在于： (1)法律服务对本土背景有很高的要求,境外机构不走本土化的路子,就不可能在中国市场取得实质性进展。 (2)国内具有境外学习和培训经历并愿意从事法律中介职业的人员越来越多,这部分人员在行为方式上更适合于境外机构,由此为境外机构本土化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3)“本土化”有助于降低境外机构的人力成本。 　　境外机构本土化的方式主要有： (1)大量吸收国…     

中国案例指导运作研究

中国案例指导的合理性论证及地方性实践已经很多。但是，这一制度的基本运作问题还缺乏深度的讨论。中国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载体应当具有双重性，既有从案例归纳出的特定规则，也包括决定性判决理由。这种“双重结构”决定了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是一种充满技艺的经验理性过程，其中，“区别技术”在中国本土化的分类适用是关键所在。如果预设指导性案例作为一种司法解释形式，那么“司法解释权”的内在原理就决定了案例指导运作应当有一个起码的框架性标准，引入示范诉讼机制则是利用现有诉讼以最小成本达致这个标准的选择之一。     

评价基准与话语维度:对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究问——以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为研究对象

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问题由来已久,其表述具有三种方式。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评价基准也有三种表达方式,但研究成果最终应能够应用于中国司法实践。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话语维度存在普世的理论研究与特殊的规范表达、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矛盾,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普世性与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研究的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     

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问题上做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科学的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过各国的发展演变，不断趋于合理化，在处理本国民族问题时更加具有科学性。我们的执政党同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并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了较为本土化的民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很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城市书写如何本土化?——以1980年代以来文学为中心

文学的本土化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意义深远的课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文学本土化问题经常被文学的现代化问题遮蔽。1980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本土化研究,是进行文学本土化研究的有益尝试。借助地域属性、传统诗性文化等方面对文学中的城市展开的本土化想象,可以突破长期以来现代性指导下的城市文学研究的困境,发掘中国城市在文学中呈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拓展当代城市文学研究。     

行政学本土化：历史、生态和哲学的途径

行政学本土化是中国行政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是行政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而且是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行政学历史发展、行政学生态分析、行政学哲学思考等三种途径建构行政学本土化的理论平台、切入点、突破口，将有助于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的进程。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法治之路的思考

在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中，理论界有法治的本土化与现代化两种说法，其着眼点都在于造就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社会，只是二者关于法治社会构建的路径不同。笔者认为，就中国的法治而言，本土化与现代化并非两个相对的概念，本土化指的是我国构建法治社会...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任重而道远

本文剖析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指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形式输入”、利益分配不均衡和知识资源流失严重等问题,并建议在未来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创设过程中,中国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注重知识产权的统筹管理,注重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以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     

奥美在中国——访奥美公共关系国际集团总裁兼首度执行官鲍勃·塞尔特

奥美是一个世界性的企业，奥美在中国的成功，也正是他本土化策略的成功，他们是怎样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也成为很多同行关注的问题。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解纷模式的特征是：在主体方面形成了以“异乡人的共同体”属性的“帮”为基本力量的多元化局面；在手段与途径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在暴力解纷倾向中寻求和平的协商与参与机制；在规则依据方面形成了以“业”为核心的“习惯”、“帮规”与国家法相互渗透、相互磨合的“交织的法网”格局。其可以概括为“帮权自治型”解纷模式，以“帮”的权力与权威的具体运作为“共同体的自治”的内在机理。在注重“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下，江湖社会解纷模式蕴涵的本土化的自治能力和自治经验极易被忽视。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年度观察报告(2016)

最近几年陆续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因民事公益诉讼本土化理论供给匮乏,立法者没有贸然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则,而是授权“两高”开展相关试点.鉴于理论界与实务界尚未对民事公益诉讼的根本性问题达成最低限度共识,2016年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延续着之前早已存在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分歧.展望未来,只有对“何为公益诉讼”、“为何公益诉讼”两个根本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才能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精准地用于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