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基于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重新审视和考查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彼此紧张并相互渗透、赖存与影响的关系,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忠诚,唤起对终极目的与生活意义的信仰,以寻找出解决危机之良策。为此,伯尔曼使用了最广义上的法律概念,在该意义上,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之命题,如将其中的"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将是对伯尔曼的极大误解,所以,"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我国的法律问题不同于西方,我国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和守法精神,如何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及其人员的滥权问题,以及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在我国须认真对待"法律信仰",并摈弃使用这一范畴。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法律的时间维度：以基督教终末论为视角——读《法律与宗教》及《法律与革命》第一卷、第二卷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摩太后书4:7-8仅以本文纪念伯尔曼教授逝世一周年一关于法律与宗教(信仰)的断想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已经成了脍炙人口的法律流行语。然     

法律如何信仰——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与宗教》一书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著作。这本书不仅简要地讨论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联系。一些精彩的语句,简洁且深刻,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法律信仰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入手,从东西方的史实角度出发探讨法律和宗教的关系,进而从理论上对法律如何信仰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信仰或尊重:对法律信仰的反思——由《法律与宗教》引出

伯尔曼在其著作《法律与宗教》中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的命题。其所称对法律的信仰乃是广义上法的信仰,而绝非仅限于某种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作为调整社会的工具,不能被冠以信仰之名。中国没有传统宗教信仰,法律在发展过程中被视为统治者的工具,象征严肃和权威,与信仰无关。且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与伯尔曼所提西方遭遇整体性危机的时代背景相距甚远,其问题在于社会对法律缺乏尊重。当务之急应是建立起良好的法律权威,做到尊重方可谈论信仰。     

法律信仰的路径——传统中国法的考察与当代中国法治状况的反思

法律被一个社会所信仰的关键前提之一，在于它必须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某种形式的延续。从这个角度看，自汉代初年的“引礼入律”就是将中国古代社会久远的传统注入到法家建构的法律体系之中，并统摄在儒家思想的灵魂之下，由此使法家的法律体系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宗教及世俗的双重特征，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自上而下的实践表达，使这种信仰极易为民众所接受，并持续近二千年之久，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人为割裂，是今日中国社会法律信仰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面对与反思的重大问题。     

"基本法律神话"的破灭——评《法与现代心智》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在《法与现代心智》一书中阐释了他对法律确定性问题的解答,主张"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含混的和有变化的".也正是因为他这一激进的观点以及探寻问题的方式,《法与现代心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进而促进了学者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然而,从弗兰克的整体学术关怀来看,法不确定性并不是弗兰克的最终追求,更多的是为了突破人们对法律的旧有理解框架,追寻一种"看得见"的正义,进而达至一个个人潜能可以最大化,每个人都有幸福的一生的社会.     

宗教与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之关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後

在《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中，梁治平曾经写道：虽然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初版於1947年，但是今天读来仍能启入神智，令人耳目一新。这不是偶然的，它与瞿同祖采用的独特研究方法与丰富文献资料密切相关。只是，今天看来，本书的不足也不必讳言．而其原因乃是，作者对以下两个方面强调不够：第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     

“规则怀疑论”究竟怀疑什么？——法律神话揭秘者的秘密

对规则怀疑论的解读长期存在两种错误:一是认为该学说将法律定义成无关规则的官员行动,二是认为该学说展现了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反传统立场。事实上,现实主义者并未从法律的定义之中排除规则,而是基于规则无法描述法律实践和保障裁判确定性两项理由,倡导法律思考的中心由规则转向官员行动。更重要的是,在一战后美国国家崛起的时代,他们解构规则和揭秘法律确定性神话的目的并非反传统,甚至恰恰是通过反思欧陆法学的误导性影响,捍卫面向个案和现实的普通法传统。     

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论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正> 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Berman 1918——)是美国比较法和国际法、法律史、商法以及法哲学诸领域公认的权威,世界著名的苏俄法专家之一。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式》(以下简称《法律与革命》)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其创意始于1938年,至1983年问世,时间跨度竟达45年之久。全书洋洋洒洒不下70万字(据中译本),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探讨了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等问题,堪称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     

对《三种法律模式:世界上法律制度的分类学与变化》一文的评介

这是发表在《美国比较法刊物》1997年第1期上的一篇论文,英文题目是“Three Patternsof Law:Taxonomy and Change in the world’s Lagal Systems”。作者是美国法学家马太(UgoMattei),现任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赫斯廷斯法学院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讲座教授。 该文主要内容是对当代世界法律制度的分类提出新的方案。文章中涉及三个关键词:(1)legal system,这里译为法律制度,指每个国家法律的整体;(2)lagal family,译为法系,指拥有某种共性的法律的总称;(3)pattern of law,译为法律模式。     

法律:规制与解放之间——读《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

在人类社会,没有秩序,人们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但没有自由,人们就可能沦为暴政的祭品。就此而言,秩序与自由之间是一种悖论关系。规制与解放,是秩序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表达。     

怀念先贤 品味经典——重读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十月初，瞿同祖先生仙逝，学术界同声悼念．法律史学科更以为失去一泰斗级人物。董彦斌先生嘱我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出於对瞿同祖先生的崇敬，本人也没有过多推辞。但应承下来後．心中也有一些疑惑，踟蹰旬月未得思路。     

一个思想侦探故事 读《笛卡尔的骨头:信仰与理性冲突简史》

《笛卡尔的骨头:信仰与理性冲突简史》作者:[美]萧拉瑟译者:曾誉铭余彬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作者简介:萧拉瑟:美国历史学家和作家,《纽约时报杂志》专栏作家。除《笛卡尔的骨头》外,他还著有《世界中心的岛屿》,该书讨论了纽约市的荷兰起源。为表彰他对促进荷兰与美国关系的贡献,荷兰于2009年授予他骑士勋章。     

被忽视的"小传统"——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作者通过解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及问题的设定,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一组概念,分析并得出瞿同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法"的理解是狭隘的,反思他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分析框架的问题所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新解读与韦伯旧论的颠覆——《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评介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林端教授于2003年出版的《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一书全面系统地批判了韦伯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论断。该书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指出了韦伯比较社会学里二元对立的理想型比较的局限;在实质社会学分析上则结合学界对清代法律和司法审判的研究成果,说明了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与司法审判的看法存在误解与局限。在此基础上,林端教授认为,若要深刻理解中国法律传统,关键在于把握体现于其中的“多值逻辑”。     

一部被“折扣”的法律 析《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

修改后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生效实施。但其与《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冲突且效力不明,对于这两部法律的效力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当《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内容冲突时以后者效力优先。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     

《民法总则》重大误解视野下动机错误的救济路径分析——以错误“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为切入点

对于动机错误有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二元论者囿于“错误”是“表意人非故意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理念,不得不将“性质错误”拟制为内容错误,将双方动机错误置于错误法外救济.此种处理模式导致错误理论日益复杂化,难以把握.一元论为了将动机错误从可救济的错误中排除出去,主要采用列举或者相对人可识别性的方式.列举方式的优点是通俗易懂、便于操作,缺点是难免存在遗漏;相对人可识别性的方式无法妥善解决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中的动机错误与双方动机错误问题.我国可以借鉴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优点,尝试采用第三条路径,即“统分结合模式”:“分”就是坚持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区分;“统”就是在司法解释中,将主观行为基础错误、性质错误以及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中,成为行为人发出意思表示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的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一体纳入《民法总则》148条予以救济.     

一般法理学的“乌托邦”——述评《全球化与法律理论》

全球化对传统法理学体系结构的封闭、研究对象的狭隘和理论视角的片面提出了挑战。特瓦宁教授提出要复兴一般法理学,为描绘世界的总体法律图景提供适当的概念工具,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审视法律现象选取有效的观察视角,为提炼和概括超越特殊法律文化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探求实际可行的道路。尽管他的理论设计是完美的,却难以付诸法理学研究的实践。     

从“斗争与妥协”看美国法律的实然——《美国法律史》读后感

《美国法律史》用较为客观和中立的立场介绍了美国法律史。它揭掉那被众多国内学者披上的辉煌美丽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社会利益服务的工具性的法律,以及随之兴衰的法律职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