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逻辑探析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和发展,是对古今中外历史的反思与借鉴,体现了历史逻辑的必然。从历史的深度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根植于中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而且反思了中国近代现代化尝试失败的历史教训和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历史的宽度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吸取了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和当前拉美国家现代化陷阱的教训,而且借鉴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有益经验,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应对“西化、分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与探索

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战略,形势非常严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科学判断,站在战略的高度,正确评估和分析了西方"西化、分化"战略的影响和特点,并就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进行反"西化、分化"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其基本精神和原则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仰: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一体两面

<正>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像爱惜羽毛、爱护眼睛一样珍视自已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是西方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辩护的战略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不会出现针对自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敝帚自珍,     

法国国企改革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启示

正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随着供给侧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破解"僵尸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迫在眉睫,可以认为国企改革是执各个战略举措的"牛鼻子"。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经济体,本文考察法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和经验,结合我国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尊重历史、立法先行、分类管理、避免人治以及工会要有所作为。     

论党的第三代领导对“西化、分化”问题的战略应对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行"分化、西化"战略,审时度势,科学判断,站在战略的高度,正确评估和分析影响与特点,并就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应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美国的“民主援助”弊端百出

<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迅速把其外交战略调整为巩固冷战成果,在全球推动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而对外援助就成为其在国外推广"民主"的重要手段。然而,美国利用对外援助来"促进民主"的做法存在着很多弊端。第一,从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并不是所有国家发展的归宿。事实已不断证明,由于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民族和社会构成以及政治文化传统,它们的发展道路必然呈现出多样化,它们也必须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伊拉克、阿富汗甚至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现状都对美国一味推行西方民主制的做法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正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针对这一命题各抒己见,虽精彩纷呈,却莫衷一是。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还津津乐道于用西方治理理论来进行解读,成为西方学术的"俘虏""传声筒""留声机"。殊不知,与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显示了"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其一,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不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根本不同。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年)、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     

美国的战略能力在衰落

战略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在这方面,东西方各有各的特点,不同的特点使东西方大国产生不同特色的国家战略能力,并引导这些国家出现不同的国运变迁。有了统一文化,近世中国才有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20年"的发展西方是形而上学的故乡。在东方人擅长的辩证法上,西方人往往显得笨拙。形而上学解决问题,更多是依靠增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普世价值”并不普适——认清“普世价值论”的本质

所谓"普世价值",意指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历史,对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适用通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近年来,经过批驳辨析,"普世价值论"这种错误思潮在我国的泛滥虽然已呈减弱之势,但仍阴魂不散、暗流涌动,时而改头换面、伺机冒头,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普世价值论"就是这种战略图谋中的一个"撒手锏",它穿上"隐身衣"、披上"黄马甲"、躲进"青纱帐",虽乔装打扮,却仍然面目狰狞,险恶至极,不得不防。     

从“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观二战后德日战后反思

德日两国在反省二战历史的态度方面出现巨大的反差,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盟国对德日的认知带有"西方中心观"的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德日的自身定位、政治走向和历史认知。两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历史叙事的变化集中反映了社会政治和历史认知的变化。借鉴德国反思历史经验,从"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角度看来,亚洲国家若想形成历史共识有两点值得重视:重视实证实物的发现、留存和展示,让记忆保鲜;重视"非西方中心"二战历史的书写。     

合作共赢的中国话语何以生成——基于美国强硬派智库的视角

美国强硬派智库关于中国道路的认知,主要基于欧美列强霸权崛起的历史经验,由此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必然成为遮蔽中国道路真相的"话语幻象"。他们建构的关于"围堵中国""牵制中国"以及"分裂中国"的遏制性战略举措,源自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本能恐惧,集中彰显了"美国优先"的帝国主义逻辑。唯有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局限",树立人类命运与共的"大历史观",才能澄清中国开启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文明形态,从而形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引领性话语。     

警惕西方学术话语的战略误导

当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情结。然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被用来引导和塑造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借鉴西方理论不能照单全收,以防坠入西方学术话语暗含的意识形态陷阱。     

宪政的实质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

宪政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鲜明的政治主张。它是西方近代历史的产物,不具有"普世性"或"普适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制度保证,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显示出鲜明的制度优势。中国绝不会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宪政亦不可能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合理选择。     

中华民族赶超西方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从林则徐、魏源等爱国先驱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同时坚信中国能够赶上和超过西方开始,到“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赶超西方已有150余年历史。党的十六大对“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如何实现进行了精心规划和部署。回顾我国赶超西方的历程,展望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将实现的伟大复兴,对于鼓舞正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早日实现全民族所企盼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

<正>"西方中心论"是一个历史概念和命题,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它自18世纪中后期出现以来,从"西欧中心论"逐渐演变为"欧洲中心论""欧美中心论",直至今日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不仅在学术界颇有市场,而且深刻影响着公众对世界文明史的认知。当前,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需要认清"西方中心论"的表现与成因。     

民族主义与历史记忆——以民国历史教科书对“四大发明”的表述为例

提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人们必然要列举"四大发明",即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实际上,关于"四大发明"的表述,起源于民国时期。当时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们,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启发下,发挥了西方传教士以及西方部分学者的论述,把"四大发明"之说引入到历史教科书知识谱系中。而历史教科书的广泛传播,使得"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资源,深深影响了国人对古代科技的认识。     

坚定价值观自信——认清“普世价值论”的实质

正每个时代、不同社会,都有由其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并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所谓"普世价值",是指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历史,对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适用通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近年来,经过批驳辨析,"普世价值论"这种错误思潮在我国的泛滥虽已呈减弱之势,但仍暗流涌动。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普世价值论"就是这种战略图谋中的一个"撒手锏"。与"普世价值论"的斗争,既是价值观念之争、思想文化之争,更是道路之争、制度之争。     

试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主体的流变——从主体论、“无主体”到共在主体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的主体,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就是人的主体性",中经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再到哈贝马斯的具体的包含丰富差异的社会历史共在主体,主体在历史观中的作用和地位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流变的背后,深刻反映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问题域的转化。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其诠释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与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构成了葛兰西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的文化主义转向中,“文化领导权”这个源自葛兰西的话题偏离了葛兰西的本意,它把话语等同于实践,对葛兰西思想进行文化主义的诠释。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地、客观地理解葛兰西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两制”关系的战略思考——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十月革命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一球两制”新时代。“两个必然”不可避免,“两制”共存也不可避免。“两制”共存的历史,也是“两制”较量的历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何处理“两制”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关于“两制”力量对比,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战略判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路;关于“两制”相处之道,毛泽东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战略方针;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主要方式,毛泽东提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的战略构想;关于如何瓦解西方“和平演变”,毛泽东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战略应对;关于如何应对西方遏制围堵打压,毛泽东提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对“两制”关系的战略思考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其重要战略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