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开幕会址再考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会址,党史界普遍共识的结论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住宅。长期以来我们把它与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并列一起作为中共一大会议召开的地址加以纪念。这一结论同时也为国内外大量的政治理论刊物、书籍和党史教学课本广泛采纳使用。笔者在阅读有关文章和党史资料后认为:把中共一大开幕的会址确定在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住宅是不正确的。而且把中共一大整个会议召开使用过的会址归结为上述两处也是不全面的。由于种种的原因,一大会议从开幕到结束分别在三处地方召开,因而也就存在三个会址。上述两处会址是会议中途变更后使用的会址,它不是大会开幕最初使用的会址。事实是现太仓路127号的原博文女校才是一大会议开幕的会址。现根据有关资料提出一些见解,并以此就教于党史工作者。     

关于党的一大开幕日期问题的商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这是史学界一致的共识,朱泽春在《一大开幕日期再考证》、《“一大”7月24日开幕补证》(以下简称《考证》与《补证》)中认为一大开幕日期应为7月24日,而非7月23日,并作了详尽的考证,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该两文缺少充分的依据与说服力,故提出异议如下,以便与史学界共同研究探索。     

“西北联邦政府”成立日期考证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攻占四川茂县后,张国焘在茂县城内擅自成立了俨如中央组织的“西北特委”,内设政治局,又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的时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1935年5月31日。但是这个时间不准确。根据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宣言》签署的日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5年5月30日”,即1935年5月30日。“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的时间不会在此《宣言》发布之后。根据之二,徐向前同志1977年9月回忆:“1935年5月30日,张国焘又以,西北     

毛泽东致萧向荣书信寄发日期考证

从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信封和戳记、信件内容和寄发时间进行考证,近日发现的一件1940年12月17日毛泽东致萧向荣的实寄封和《毛泽东年谱》编委会推断的1940年11月毛泽东致萧向荣的书信为同一封信的封套和信札。根据信封及戳记等信息推断,1940年底毛泽东致萧向荣书信的寄发日期应为1940年12月17日。     

关于“一大”召开日期的两种提法

关于“一大”何时召开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 1.“一大”于7月23日召开。这一观点主要由邵维正教授提出,其依据有三点:一是基于对“一大”代表行踪的分析,根据大量材料考证,在所有与会的13人中,7月1日到上海的代表只有3人,余者均是7月14日以后至7月下旬之间到达。“一大”是全体代表到齐后才召开的,这说明“一大”在7月下旬召开的可能性最大。二是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记载,一大于7月23日开幕。三是借助“一大”代表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开了6天,中间休会两天起草文件,合计8天。根据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     

关于“一大”闭幕日期的三种提法

关于“一大”闭幕的时间,目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8月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信中第四点说:“一大”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学者们认为,董必武信中的“隔了一日”在南湖开     

“一大”7月24日开幕补证

拙作《一大开幕日期再考证》一文(以下简称《考证》)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4日,进而否定了把7月23日作为一大开幕日期这一党史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现在,笔者再依据掌握的有关史实资料,予以补证如下。 一、陈公博确是7月23日到达上海,同日不可能召开大会。 笔者在《考证》一文中提出党的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4日,主要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一文记载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齐上海”的时间下限,进而对代表们赴上海的时间行踪进行分析得出陈公博是最后一个在7月23日到达     

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再考证

中共三大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但是关于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人数一直以来没有统一的说法。作者经查阅资料考证研究,认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人数45人,其中正式代表为40人,列席代表、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3人,还有2名共产国际代表。     

有关中共一大召开几个疑问的考证

建党纪念日是如何确定的许多不太了解党史的年轻人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党的“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为什么后来把建党纪念日定为“7月1日”呢？     

1935年胶东暴动日期再探讨

《中共山东地方党史》第一卷认定胶东暴动的时间是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即农历的十一月初四,史称‘’—一四”暴动。对于“—一四”暴动的日期,长期以来有阴历（农历）和阳历两种说法,为能准确翔实地把这一在山东党的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写人山东党史,撰著者遵照唯真求实的原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确认了暴动的时间。这一确认,笔者认为应予肯定。 一、撰著者收集、研究了几位参加暴动的领导同志的回忆资料和有关市区党史部门对这次暴动的研究意见。暴动分东西两路同时进行,参加东路暴动的第二大队政委张修己、第三大队…     

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考证——兼谈包惠僧的资格问题

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但其代表资格问题一直成为党史界争论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他不是"一大"代表,"一大"代表数是12人;另一观点认为他是"一大"正式代表,因而"一大"代表数是13人,该观点又有三种看法: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陈独秀.本文通过考证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选派过程认为:由于陈独秀等对"一大"不重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只派陈公博一人作为代表出席"一大",陈独秀托其捎去致大会的信;在通知陈公博后的较长时间广东发生一些变化,陈独秀又临时指派包惠僧前往上海解释说明,包惠僧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其不是代表而得以进入会场参加大会,与会者对其资格有不同的理解,才有"正式代表说"和"非正式代表说".决定其资格问题的关键是身份.包惠僧只是陈独秀派往上海向临时中央汇报情况的使者而非"一大"代表,包惠僧不具备"一大"代表资格.     

考证党的一大会期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把"七一"定为党的建立纪念日.7月1日并不是一大开幕的日子.一大开幕日期、会议日程是1959年根据党的一大文件考证清楚,1981年建党60周年时首次披露的.     

毛泽东率部东征回师陕北日期再考证

<正>1936年,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东征。从2月20日渡河东征到5月5日胜利回师陕北,东征红军在山西境内转战75天。其间,毛泽东两次进驻永和县,成为永和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毛泽东两次来到永和与第一次离开永和的时间基本清楚,但是他回师西渡的时间却有不同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毛泽东在东征红军渡河之前先行过河到达延川县（即5月2日离开永和）,二是毛泽东在河东指挥,     

中共“一大“会期考证的前前后后——记“党史将军“邵维正

邵维正,中共党史专家,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干部轮训大队教授,专业技术三级,少将军衔。1935年9月8日生于江苏省常州,祖籍浙江黄岩。1965年毕业于长沙政治学院。现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军政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历史组组长,后勤政工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并被10所院校聘为客座教授。先后撰写或主编、参编著作26本,发表文章100多篇。承担多项国家和全军重点研究课题,获国家、军队各类奖25项,尤其对中国共产党“一大”和党的创建史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1998年被评为总后“一代名师”,2000年被评为全军院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关于杨靖宇即马尚德的再考证

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化名张贯一,河南确山人,是大革命时期确山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９年田党中央派遣来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从事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工作,曾任东北抗联第一军军长,抗联一路军军长。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３日,在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中壮烈殉国国。长期以来,对于杨靖宇一直是这样宣传的。 １９７８年２月,宁夏银川林壮志同志致信东北烈土纪念馆,对杨靖宇是否是马尚德问题提出疑问。他说在访问河南参加确山暴动同志后发现“杨靖宇究竟是谁这个问题还值得探索…     

再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

最近 ,笔者看到朱泽春《略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一文② ,该文一方面同意笔者关于中共“一大”会议不可能是马林发起建议的结论 ,一方面又突然提出中共“一大”是由尼科尔斯基建议召开的观点。对此 ,笔者有不同看法。一、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者不可能是尼科尔斯基有关尼科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很少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尼科尔斯基是以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一大”的。不过 ,现在已有学者证实尼科尔斯基应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③朱泽春同志的文章因为笔者否定了马林建议召开中共“一大”的可能性 ,所以根据党…     

中共一大会址考证

笔者考证中共一大会址,读者也许奇怪,中共一大会址不是很清楚了么?的确,它是上海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在文献论著中,这里的地址还曾出现过另外几种说法:一、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二、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三、望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再考证——对王建华《中国共产党各时期入党誓词考证》一文的补充

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各时期入党誓词考证》一文(以下简称王文)中,王建华博士对中国共产党从苏区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入党誓词做了一番梳理,澄清了以往论述中的不少讹误和似是而非之处,读后很受启发。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对王文提及的有关入党誓词问题略加补充,以求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问题的研究。①     

神州星火燃起时——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再考

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第144页记载:“七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惟闻警惊散,改于八月四日在嘉兴南湖举行……。”八月四日举行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说法与拙作《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日期的重新考证》一文一致,尚不知秦孝仪先生根据何种资料得出相同的结论,本文拟再作若干求证,以就教于同仁。     

徐天宝史实考证

正2017年5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收到一封来自浙江的求助信。来信人叫徐秀花,称父亲徐天宝生平(浙江临海人,生于1908年,1942年客死四川)与红岩公墓墓碑上篆刻的徐天宝生平十分相似。信中,附有其父亲于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两张照片,80年代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查询徐天宝无果等情况的两封信函。但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并无徐天宝的个人档案和图片,只有叶剑英、童小鹏、薛子正、刘澄清4位同志的个人档案和图书中对徐天宝的零星记载。那么,这两位徐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