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一、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审视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相对于农民的"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     

农场税费改革背景下的兵团团场的改革与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如何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是兵团入面临的新的重大历史任务和课题。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建设新型团场要立足于兵团团场的特殊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界定团场事权,明确财权,建立和完善兵团及团场公共财政体制,切实减轻职工负担,本着以发展经济和增进团场职工整体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兵团的新型团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团场的改革与治理。     

乡镇改革与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构建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我国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治理朝着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契约治理方向发展。“县政、乡派、村治”是符合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需要的一种较好的制度选择。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农村基层政府无论如何改革,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转变政府职能,主动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缓慢,“三农”问题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所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变窄,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建立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过密治理与去过密化:基层治理减负的一个解释框架

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正式权力对基层社会直接、主动且密集性的介入,基层逐步从“无为而治”的简约型治理向“应接不暇”的过密化治理转变。治理模式的变革在引致边际治理效能日趋递减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层的形式主义、负担过重等弊端。过密治理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了事务过密、规则过密、督查考核过密和责任过密等现象。结合过密化理论,从任务结构、治理路线、考核取向和权责配置四个维度建构过密治理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政治任务泛化、政策刚性、无序督查考核及权责失衡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基层治理的过密化和负担过重。立足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推动基层减负,应通过强化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规制、提升县级政策的转化空间、统筹规范督查考核、建立健全基层权责对等机制等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去过密化。     

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反弹透视

只有减轻了九亿农民的负担，让农民普遍摆脱贫困，中国才能走进全面的小康社会。只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些地方才不至于再出现“农民减负年年减，农民负担年年升”的怪现象。     

基层权责失衡的制度成因与组织调适

权责关系是科层组织运作的基础。然而,权责失衡是基层行政体系的实践常态。权责失衡是压力型体制的制度性产物,具体表现为治理事务泛化、治理权力上移、治理责任下移的权责配置状况。权责失衡本质上是条块关系问题,无论是属地管理体制,还是垂直管理体制,条块关系始终制约着权责配置结构。在属地管理体制下,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呈现出"科层化"和"去科层化"的双重互动困境。在垂直管理体制下,以块块为基础的分权系统逐渐被以条条为基础的集权系统所取代,带来条块之间的权责失衡。囿于权责失衡,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调适体现为非正式政治对正式规范体系的突破,其具体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体制的组织渗透机制,二是政治伦理的组织嵌入机制,三是权责配置的流程再造机制。组织调适过程所蕴含的组织弹性,是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制度逻辑所在,也为基层治理转型提供了思路。     

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基层财政治理机制及其改革

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基层财政体制变革是对20世纪末农村地区日益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的直接回应,并沿着农村税费改革这条主线而渐次展开。农村税费改革,使得原本依赖农村税费运转的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出现了巨大收支缺口的困局,这直接推动了"村财乡管"和"乡财县管"改革。一系列改革导致农村基层财政由原来一级自收自支的独立财政,转变为主要依赖上级转移支付维持运转的名义财政,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乡村道路、农田水利建设等农村基本公共产品,也由农民自我供给逐渐转为由政府公共财政供给。过度依赖于上级财政补助,使得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下降,并引发了诸多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显得尤为必要。     

后税费时代乡村关系的特征及均衡发展的路径

乡村关系始终是关系到农村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问题。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意味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结束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新时代的到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两级组织得以从巨大的体制型压力下解放出来,为乡村关系的重塑提供了契机,乡村治理呈现出新的面貌。     

做好税费改革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农村税费改革给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农村基层组织要抓住这一新机遇,从实际出发,创新体制,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做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进而推动农村各项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     

农民减负-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点 --对抚州市部分乡镇税费改革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途径,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确保税费改革的成果,必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切实解决新的税负不均问题;必须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步伐;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两大建设;必须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等,使新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税费改革后,农村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困境及对策选择

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是关系到农业经济振兴、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大计。农村税费改革使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遇到了新的挑战。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改变税费改革后所面临的困境,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     

税费改革：农业进入零税赋时代

沿着319国道一路向东，进入安岳县，沿途的“百里柠檬绿色长廊”蔚为壮观。漫山遍野的柠檬树，仿佛向世人昭告，小小的柠檬与农民致富的亲密关系。城北乡柳溪村是柠檬产业带的核心区，村民们都说，这些年，老百姓发展产业的底气更足了。     

关于防止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反弹问题的思考

近几年来,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在不停地反省、思考和探索,以期推出合理可行的改革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税费改革是政府以及理论界提出的主流方案,该方案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将各种行政收费改为规范税收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内涵及必要性分析在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农民直接上缴给国家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2)“三提五统”费用和农村义务工等社会负担义务费。(3)农民应承担的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费用。其…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后税费时代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创新研究——对河南省邓州市"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实证分析

为了应对后税费时代因农村基层组织"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不能有效作为而出现的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村治困境,河南省邓州市探索出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通过构建村社内部"五级民主决策机制",创造性地运用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健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理顺了村"两委"关系,重塑了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形态,打造出一个"向下负责、向下使力"而"向上‘索取'财政资源"的致力于维持乡村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常规性力量,并架构起连接国家财政转移支农资金与农民需求偏好表达之间的桥梁,满足了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迫切需求,缓解了乡村治理的困境.     

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作为一项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的改革措施,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从近年来部分省市税费改革运行的状况来看,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普九”目标难以真正实现,而且势必影响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挑战1.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再次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农村税费改革对义务教育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费来源方面。按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从2002年秋季入学开…     

治理困境、数字赋能与制度供给——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逻辑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并非单纯、客观、独立地存在,而是有其缘起、发展和推进的现实逻辑。面对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发展转型、社会风险放大引致的治理困境,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推动基层治理向数字化方向转变,推进基层治理自身实现转型是大势所趋。借助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块)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嵌入推动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赋能可以拓宽基层治理边界,重塑基层治理流程,优化基层治理工具,进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当然,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也并非完美无缺,数字赋能亦非尽善尽美,只有通过能够创造保障性约束和结构性基础的制度供给,才能在充分挖掘数字治理价值的同时,有效规避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     

税费改革的四重逻辑——兼论税改前后国家政权合法性困境的生成演变逻辑

税费改革旨在化解乡村治理性危机,以解决国家政权面临的合法性困境难题.然而,基于政治运作逻辑的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却在客观上屏蔽了市场逻辑、治理逻辑和公平逻辑的潜在影响,必将给以"政治牺牲行政"为代价的以税费改革为起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带来巨大挑战,乡村社会正在或即将陷入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新一轮治理性危机当中,国家政权处于新的政治合法性困境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