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与旧伦理之间:民初《妇女时报》对女性参政问题的探讨

《妇女时报》作为辛亥革命前后出版时间最长的女性杂志,应受到女性史及报刊史研究的关注.本文从报刊与社会互动框架中,解析《妇女时报》对民初女性参政问题的媒介表述,意在展现两个层面的问题:商业性质的女性报刊是如何呈现颇具政治色彩的女权运动的;《妇女时报》对女子参政运动就知识和伦理层面的价值评判构成1913年后女性报刊对相关问题探讨的话语框架,这种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展现民初女权运动的失败,不仅是少数政治权势直接干预的后果,亦有着深层的社会根源.     

论唐群英“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思想内涵

唐群英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女权运动领袖,其“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思想,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追求人格平等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诉求.“天下兴亡,人皆有责”作为唐群英一生坚守的信念,至今仍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试论20世纪后期美国反女权运动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大打"道德旗帜"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以及对美国政权与主流媒体的掌控,反女权主义势力迅速聚集,对女权运动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不仅阻止了《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还在反堕胎运动以及反同性恋、反"肯定性行动计划"以及反对政府出资建立日托所等运动中取得成效。这场反女权运动使美国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大大受损,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严重受挫。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大量削减针对低收入妇女的医疗及生活补助,轻视家庭暴力及强奸与性骚扰等社会问题,20世纪后期美国"贫困女性化"加剧,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与性暴力的案例有增无减。     

浅析婚内强奸

婚内强奸是当前理论界争论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在我国的司法实务界也存在不同的立场,但由于婚内强奸行为与普通强奸行为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意义,由此,有必要对婚内强奸进行不同的规制,将其作为自诉案件处理,并可以对之进行调解。     

中英婚内强奸犯罪化比较研究

中英两国文化中有男尊女卑的传统，“婚内无奸”的观念在两国一度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在近代婚内强奸犯罪化的进程中，英国远远领先于中国。这一方面归因于中英两国女权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是两国的社会权利规范使然。婚内强奸犯罪化是趋势，但鉴于历史和现实，我国应当选择一条慎重、务实的道路。     

强奸罪法益新论——从以贞操为中心到以性伤害为中心

婚内是否存在强奸、男性能否是强奸行为的受害者、女性是否能成为强奸行为的直接正犯、性交范围等问题,一直属于强奸罪的热点议题。目前刑法中一直无法给予上述问题的最终答案,折射出目前强奸罪法益是以贞操为中心展开的。这不仅无法覆盖保护女性的性权利,还限制强奸罪犯罪主体,甚至导致刑罚不公。为全面保护女性性权利,推动男女平权,强奸罪保护的法益也应随社会发展,由以贞操为中心转向以性伤害为中心。通过确定性伤害的概念,明确强奸罪与猥亵犯罪之间的区别,取消强奸罪性别设定规定,推动婚内强奸的设定。     

评近代中国女权主义运动观

20世纪前二、三十年间是中国女权运动的活跃时期.尽管女权运动者在理论上探究了各种妇女问题,但她们尤其强调女子参政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本文拟就对女权运动团体的妇女运动目标、宗旨进行分析研究,展示它的妇女运动观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婚内强奸: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的演进

古代西方在传统夫制社会下的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模式之下,刑法理论中的婚内强奸难以占得一席之地,主要缘于以“妻子承诺论”和“促使女方报复论”为理论支撑的“丈夫豁免”。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西方各国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势不可挡的以追求政治、经济、性权利平等为目标的女权运动,人们开始逐步反思检讨“丈夫豁免”的正当性,摒弃了强奸罪中的“丈夫除外”原则。婚内强奸在中国作为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显而易见,而其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的演进,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人权保障和提供社会公正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功能。     

格拉斯佩尔笔下悲怆的女性世界

女剧作家格拉斯佩尔活跃在20世纪初的美国文坛。作为一名女性剧作家,格拉斯佩尔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画了众多生活在困境中的女性形象,探讨女性之间的情谊以及妇女对自我和生命意义的追寻,发20世纪美国女权运动之先声。本文拟就格拉斯佩尔的四部妇女戏剧,剖析格拉斯佩尔笔下在困境中挣扎的女性形象,展现一个涂抹了悲壮色泽的女性世界。     

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

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是现代性追求的两个侧面。文章首先分析了“天赋人权”观和“民族国家”理念的内在逻辑,论证“天赋人权观”和“民族国家观念”内在地包含着女性个体身份确立的要求,其构建和传播过程为近代女权运动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其次,分析观念传播和话语建构的过程,分析男性和女性话语的共性和差异性。认为近代女权主义者策略性地使用了男性主流话语和国家主义的女权逻辑,同时,女性通过构建“同为国民,同担责任”的话语和“同担责任”的行动确立了女性的主体身份和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