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独生子女犯罪人的社会交往特征辨析

本文以全国未成年犯调查为例,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特征的异同.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未成年犯在社会交往的诸多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趋同多于不同;在人际影响方面,独生子女父亲、母亲的影响力度与非独生子有所不同.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未成年犯在社会交往方面反映出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其所特有的,而是未成年犯的共性问题.     

关于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的分析思考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针对我国近六年来经广泛调查获取的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从网络普及率、上网时长和频率等指标进行了年度序列变动分析,其次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互联网运用给未成年人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最后对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进行总结,并从三个角度提出改善建议。     

标签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再犯预防——自我形象重塑

标签理论解释了未成年犯罪人从初次犯罪到再次犯罪的形成过程。未成年人在初次实施犯罪行为后被贴犯罪标签,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将标签内容内化,形成犯罪形象,进而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其中,犯罪标签的内化是再犯行为产生的关键。从犯罪标签在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再犯过程中发挥的负向作用方面看,重塑犯罪未成年人自我形象具有必然性。基于影响标签内容内化的主客观因素,要让标签未成年人重塑自我形象,需改进对初犯未成年人贴标签的官方反应,改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弱化犯罪人标签的不良影响,完善撕标签的相关制度;保证犯罪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成因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犯罪案件不断攀升,而且在不断地向低龄化发展,不仅影响到家庭的和谐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均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严重地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已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在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侵害未成人权益的犯罪案件的比重逐渐增加,许多少年犯就是以他们的同龄人或低龄人作为作案的对象。本文从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产生的原因、综合治理的对象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论述。     

论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媒介通过其特殊的社会职能延伸到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并对其生发了引导和制约的作用，文章将详细解读媒介对社会交往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的应对态度和处理方案。     

马克思现代性自我批判的思想史效应

马克思的现代性自我批判思想是深刻并且具有源发性的,他对"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交往的论证开启了近现代哲学史上对现代性自我批判考察的思想历程,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效应。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紧随马克思之后,分别对社会分工中的自我认同进行定位和对现代性社会理性组织进行批判性反思,他们为理解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哲学视阈。在马克思现代性自我批判思想的影响下,尤尔根·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分别从自我认同在他者参与视角、反身性思考等方面进行了阐释。马克思现代性自我批判带来的思想史效应,推动了积极的他者意识在极盛现代性语境下的自我认同中的发展,为在一种相互证成的建构性关系中以一种更加敞开的方式达成自我确证提供了思想资源。     

青年网际互动的特质与自我表达的实作理路

Internet的出现与扩展为青年提供了一种先进的信息传输手段和缺场性交往平台,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青年们的交往方式与交往结构,本文基于对网络交往特质的探讨旨在揭示青年网际互动者所进行的网络交往行为其实是青年追求自我体现、自我肯定的另类表达。     

微博对大学生社会交往影响的实证研究

微博改变着信息传播生态和言论生态,建构着新型的社会交往方式,对大学生的社会交往产生了深刻影响。该文采用调查研究和个别访谈的方法,以广东16所高校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大学生的微博使用现状及对其社会交往的正负面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引导对策。     

赋权、减权与反向数字鸿沟——城乡比较视角下的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现状研究

本文基于在北京、广东等全国十个省市的城乡地区开展的针对7～18岁未成年人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对城乡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老师的深度访谈,考察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监管、功能开发等方面的异同,以及互联网对城乡未成年人的赋权情况。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触网低龄化,城市未成年人触网早,农村未成年人上网时间长;对网络深度依赖,使用存在泛娱乐化倾向,未成年人更倾向于获取视频类内容,城市未成年人更热衷长视频,农村未成年人青睐短视频;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存在缺位,农村未成年人青少年模式使用率低;网络安全问题凸显,农村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问题更普遍。在此基础上,从信息赋权、行动赋权与关系赋权三个维度考察互联网对于城乡未成年人的影响,发现互联网对农村未成年人的赋权效果有限,存在“减权”现象,并由此发现“反向数字鸿沟”问题。最后,从内生动力和外部推力两个维度,探讨学校、家庭、社会如何合力探索一套“内外共作”机制,帮助农村未成年人跨越“反向数字鸿沟”。     

当代台湾青年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状况分析

基于2012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六期第三次计划的调查数据,从交往人数、交往层次和频率、互助关系和岛外交往四个方面探讨当代台湾青年社会交往的基本状况。结果显示: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较为稳定,家人和朋友的互助关系在社交网络中最为明显,岛外交往较为密切;同时,基于此数据还从志愿服务和社团参与两个方面分析当代台湾青年社会参与的基本状况,结果显示:青年一代的政治参与意识极为薄弱,对社区和社会事务的关注度也显不足,志愿服务精神需要进一步培育和提升。     

农村中小学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研究

文章利用对广西阳朔县436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问卷调查资料,以同龄非独生子女作为比较对象,探讨了没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经历是否会给农村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带来影响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差别,其社会交往能力发展是正常的.     

父母教养、自我控制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省X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留守儿童为例

自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与特拉维斯·赫希的自我控制理论提出以来,已有大量研究对此加以证实。然而,很少有人在犯罪学领域探讨父母教养、自我控制与未成年人犯罪三者之间的关系。父母教养以对子女行为的监督、对偏差行为的认知及对偏差行为的惩处为主要方式,影响未成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毋庸置疑,自我控制能力低下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内在因素之一。为了进一步控制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我们需要从父母教养入手,落实留守儿童的父母监护职责,改进父母的教养方式,同时通过抑制留守儿童的犯罪动机、增强其意志,来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国内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研究综述

近30年来的国内研究独生子女社会交往能力的文献表明：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和非独生子女没有根本差别,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甚至比非独生子女更好。但现有研究有一些不足,未来需要在研究设计、测量维度、指标效度、研究深度和农村独生子女等方面加强研究。     

农村未成年人与城市未成年人道德状况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在人际关系和人伦道德、个体性与整体性、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道义与功利、现代人格特征与传统人格特征等方面,对农村未成年人与城市未成年人的道德状况进行比较,从经济发展、社区环境、教育水平、家长素质等向度分析道德差异的成因,提出要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实施有效教育,以及更多地关注农村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     

国内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研究综述

综合国内研究独生子女社会交往能力的相关文献,其大致的研究结论是,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和非独生子女没有根本差别,甚至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比非独生子女更好。现有研究的不足表现为,没有专门的研究设计,测量指标的维度不够、可比性差,缺乏对农村独生子女社会交往能力的研究。这也是后续研究需要改进的地方。     

新招实招管用招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石家庄：评选学习“美德少年”引导未成年人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2010年,围绕深入推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石家庄市在全市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了首届“十佳百优美德少年”评选活动,为未成年人树立了一批身边典型,使他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学有榜样、行有楷模、赶有目标,成为我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     

中国城乡未成年人的“数字鸿沟”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数字鸿沟”。尤其是在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数字鸿沟”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但在目前，由于社会、历史、经济等众多因素，我国城乡未成年人在获取网络信息资源上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水平。鉴于以往我国学者对“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并未涉及到城乡未成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笔者将从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以及学校教育信息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论述城乡未成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存在。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原因和预防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已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发群体。来成年人犯罪是由于价值观念的错位、教育失当和不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交叉作用引起的,具有暴力性、低龄性、侵财性、团伙性和智能性五个特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提高重视程度、加强教育和进一步净化社会环境。     

论廉政文化建设中健康社会交往模式的构建

私人关系受情感的牵引,而受制于礼俗。由于缺少对社会交往的具体设计和实在的路径,传统习俗往往被腐败利用,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我们应在充分尊重人的交往需要和法律精神的基础上,重新设计社会交往的渠道,构建健康的社会交往模式,以有效解决腐败问题,推进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