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视野下中国古代的礼与法

中国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与法共同运作的有机体。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问题的讨论,以往的研究视角多采用历史分析法,从礼与法的起源、各自的作用、国家主义的立场等方面予以探讨,这对于明晰两者关系、理解中华法系的精髓和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颇有助益的。本文尝试着将卢曼的法律社会学的系统论导入礼法关系的分析架构中。中国古代社会本身是由礼与法构成的独特社会结构,本文并非指涉礼法关系的内部结构,而是从社会结构这一个外部的视角,以系统论的思路与方法探究两者的关系,以系统功能分化的理论探究中国古代礼与法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三个方面的悖论,表明在中国古代礼法没有相对的系统分立,而是浑然一体的。     

从传统法的"礼"看"母以子为贵"

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礼")在中国被当成法治的绊脚石遭受唾弃.本文试图说明"母以子为贵"是中国传统社会"礼"的表现形式."礼"要求每个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从而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农村人口的"男孩偏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传统法的"礼"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我们又有必要分清良莠,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价值取向重新解释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精神.     

"以德治国"当以"治法"为要,"治人"为本

“以德治国”，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那么，“以德治国”应该从何入手？其着力点在哪里？笔者就此谈点看法。一、要“治法”，也要“治人”“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以德治国”究竟从哪里着手，还是颇有争议，尚无定论。战国时期的荀子强调“治人”，他认为，法是人制定的，更是要通过人来执行，因此，治国的根本应该是“治人”。如果有好的当政者、执法者，即使法律不很完善，也可以弥补其不足；没有好的当政…     

略论中国古代礼、法与法治传统——一个法社会学视角

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道德型国家,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又不是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礼与法共同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然而,这种法治传统是缺乏民主政治背景的,非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本文将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古代礼、法与法治传统,以及它们与近代法治之间的关系。     

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法律控制机制——以古代法和民族习惯法为视角

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又是一种秩序结构。古代中国在综合运用神、道、礼、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大的法律控制体系;在“天、地、人”之间,王者通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法律控制的效能建立在自然、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礼法结合最初表现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结合,它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精神的凝聚,对于建构一个人际和谐的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法律控制机制给当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先秦乐舞的角色演化及其在礼乐文化中的建构功能

先秦乐舞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源头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演化过程中，先秦乐舞从依附于原始宗教的从属身份逐渐转化为独立的文化功能，并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实践中，推动了先秦文化从“礼仪”到“礼制”的跃迁，在“礼崩乐废”之后，先秦乐舞又成为儒家创造礼文化的思想灵感。经过儒家思想改造之后，礼乐实践结构中先秦乐舞的原始观念与感性形式被扬弃，礼乐实践的思想性内容得以引入礼文化系统，并在儒家的思想探索中形成礼文化的独特形式与鲜明风格，从而使先秦乐舞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之中，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特殊的文明样态与特有的文化形式。先秦乐舞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研究先秦乐舞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社会功能，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始源与社会形制的演化脉络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论民主协商的软法之治

民主协商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民主实践；协商民主是西方对选举民主反思的结果，是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的理想。协商民主为完善民主协商提供了新视角。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决定了民主协商的制度完善不仅需要硬法之治，更需要软法之治：软法之治是当前民主协商制度完善的必然选择。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民主协商的软法规范体系已基本建立，但还存在众多缺陷与不足。从现实出发，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合理内容，应从程序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实现民主协商的法治化，从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     

传统文化中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礼法合治思想和治理模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各种治世主张相互碰撞、相互借鉴,逐步形成了礼法合治的治国思想。它是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一种治国方式,对于保持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背景下,礼法合治这一古代的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下有重要启示,可以为建设文明中国和法治中国提供文化涵养和有益借鉴。     

礼的政治功能及其弊端探析

在中国古代，礼通过正名定分、别异嫌微以实现社会的等差有序并发挥其治国安邦的政治功能，进而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别异”、“定分”是礼的重要功能而非弊端所在，礼的真正弊端在于其“别异”、“定分”的错误标准。     

论中国古代亲属法的立法历程与特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外在的体例形式都表现为刑法典,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在传统社会不存在包括亲属法在内的民法的实质内容。尽管传统社会处理和界定婚姻家庭关系所采取的制度模式无独立的外在形式,且被包涵于刑法典中,但这种制度模式所解决的问题与当下亲属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亲属法＂主要有三大特点：始终为刑法典中一部分,体例均为＂户＂或＂户婚＂;深受古代＂礼＂的影响;法律文本宽于男性,严于女性。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关系法制文明,维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传统资源——以“仁义礼智信”为例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的人们经过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而最终总结出来的关于人道价值的核心表述,囊括了人本身作为社会性存在之形上与形下双重维度的全部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不仅应当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并且应当成为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中国木偶艺术

中国木偶艺术姜尚礼中国木偶艺术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殉习俗有关。考古学家根据商代（前１６世纪初──前１１世纪）古墓中出土的殉葬奴隶遗骨和奴隶陶涌，认为商代后期已出现了用陶涌代替人殉的习俗变化。１９７４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前２０６──公元２５）古...     

礼的宗法本质及其政治功能

礼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礼的核心内涵是作为政治法规的等级制度。在古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实行过一种区分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制度。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是阶级社会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但是，以什么方式划分并维护这种等级次序，各国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古希腊、罗马都是世界文明诞生最早的国家，他们所走的是城邦民主制的道路。“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在他的等级安排上是遵照贵族政治的精神的。———梭伦把雅典的人分为四个等级。他是在民主政治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等级的划分的，所以目的不是要规定谁在选举而是规定谁…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之学理探源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反思中国古代有关环境美学智慧、环境美学思想，寻找中国古代环境美学中的资源，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价值和意义，结合中西方的环境美学理论，以建构今天的既具有中国环境美学所强调的人与环境相通，环境美与人格美相通特色，同时更具有全球化色彩的环境美学，丰富当代环境美学智慧，实现中西方环境美学交流，以天人一体、天人合一、礼、阴阳合一、道法自然等为哲学思想，在审美理想上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促进了环境美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和有益的。     

中国传统公务礼仪

古人曾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今天,古礼也应该以新的姿态推动社会的进步。不学礼,无以立。这是孔子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的话。古代帝王用礼乐来教导民众,以求天下归心、四方安宁。中国传统礼仪,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凝合力。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礼”的力量依然博大而厚重。对于今天的公务员来说,可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中国的传统礼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讲究“敬”,并以敬为指导,贯穿于所有的礼仪中。敬即尊敬、敬重,它首先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虚伪的谦恭正如通常所说的“礼节性”的微…     

关于中国古代“讲武礼”的几个问题——以唐代为中心

中国古代军礼中有一项名为"讲武",起源于先秦时期,即《周礼》所载之"大阅",目前关于讲武礼的研究中一些问题还有含混之处,如对"讲武"与"讲武礼"的区分还不够明确、"讲武"与"貙刘"等礼仪之间存在的混淆等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厘清,此外以唐代讲武礼的举行情况为中心,对"讲武礼"举行的时间及程序、"讲武礼"的礼仪功能、军事功能及政治功能、此礼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变化及引起变化的原因等问题予以考察。     

训诂中的法文化反映

从《尔雅》及其注疏等训诂资料入手,对“刑”、“法”、“律”、“礼”等词语的产生和字形、意义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可以把握传统中国法文化的特征。训诂资料及古代文献表明:汉语表法的词来源于“刑罚”与“范型准则”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的法是刑法,是礼法,礼是积极的规矩,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罚于已然的制裁。     

忽然想到——“礼”的延续

一中国人重＂礼＂,因为几千年间中国社会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为了维系这个社会制度,就得有＂礼＂,借以处处体现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大到官制设定,小到婚丧觐宴、穿衣吃饭,依人分等,都有规定。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足见繁琐。因为繁琐,所以古代官僚或候补官僚都要专门学习,以＂礼＂事上,以＂礼＂治下,免得举措失当,乱了规矩。今天,除了研究古代官制及文化风习,我想是无须修习这些劳什子的。     

治人者首先应受制于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人者首先应受制于法，这是法治社会的充分体现。“正己然后正人”，吏治清则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我们国家要完全走向法治，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官”，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监督机制，建立公职人员的激励机制，为公职人员的安全保障提供条件。     

传统治吏经验在现代廉政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北大核心SSCI

传统中国在官吏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治吏经验。长期的政治实践使得统治者充分地认识到建构完善监察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传统中国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约束制衡机制,不断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并日趋完善。这些经验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如果祛除价值,仅从技术层面分析,这些治吏实践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反腐实践是失败的,其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在于反腐仅仅停留在官僚阶层内部,不能向社会公开,不能让民众有效参与。中国古代腐败频发且难以根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无法正确划分公私界限,在恩报的影响下,当在私人领域发生馈赠而需以公共资源加以回报时,制度便会异化,腐败便随之发生。面对古代廉政经验,我们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持一种谨慎的立场,既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部否定,而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进行抽象继承,具体批判,局部继承,总体批判,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吸收一切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干部管理、监督的科学化。摒弃古代廉政经验中人治的内涵,克服局限性,与此同时赋予其新的价值,使之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进而为当下中国的廉政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