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者人格特征及其形成条件的对比研究

犯罪者的人格特征及其形成条件的对比,主要是通过各类犯罪者与无犯罪者的对比进行的。笔者做这项工作无意将犯罪者与无犯罪者的人格绝对区分,从而肯定犯罪者具有人格障碍,进而否定犯罪改造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我的研究只是说明人格障碍涉及范围很广,易导致行为者犯罪的人格形成环境及它们人格偏离的情况,从而为犯罪预防和改造工作提供参考。 研究对象:调查组合并为四种犯罪类型,抢劫与盗窃类、伤害犯罪类、性犯罪类、其它犯罪类,前三类主要是以所攻击的客体不同为划分的;对照组为高校部分1—4年级学生。(选择大学生作对照组是针对“人格障碍易出现在高智商者与犯罪行为者身上”这一学说,使对比显得更有价值)。年龄为18～25岁未婚者,性别为男性。人数:调查组192名,对照组60名。     

副市长,在经营杭州时倒下

许迈永的倒下,预示着将民众福祉丢到一边去的经营城市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并目与执政党中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理念背道而驰。浙江官场的不平静,是随着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进驻杭州而逐渐升级的。4月15日,巡视组公布了在浙江工作期间设立的举报电话,同时在省委、省政府大门西首的省信访局和省监察厅门口设了举报及联系信箱。此前一天4月14日,网上便传出正厅级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被省纪委调查组"双规",及其经商的妻子戚继秋一并接受     

让更多的人参与改革

“精英导向”的尴尬原定于今年全面铺开的“费改税”政策在“两会”期间还被说成是“中国农村的第3次革命”,未到年中,已经传出了“缓行”的确切消息。许多省份此前作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农民也欢欣鼓舞,翘首企盼,但突然的“变卦”让他们不得其解。据说,“费改税”的症结在于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中央没钱买单,地方财政缩减,势必危及岌岌可危的农村义务教育。但是,在安徽等省试点了一年之后提交到中央的方案,居然没有对此有科学完善的评估,“朝令夕改”,不能不令人遗憾。而更大的隐忧还在于:事关最多数群众——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改革,他们并没有充分的发言机会。     

扫除房地产业的三大雷区

人们甚至已经麻痹于房地产“新政”的提法,因为过去几年,房地产政策屡屡出新,格局与走向却屡屡不变,而习惯于将问题归咎于全球流动过剩,归咎于钱太多是不负责的。政策的失意,缘于新政有意无意地在绕着地雷走,2007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悬念,将取决于中央政策能否拿出将“绕”字改成“趟”字的勇气。     

古代典籍中对“中国”的记载

中国，在历史上又称九州、华夏、中华、神州、赤县等。公元前5世纪中原一带的华夏部落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公元前2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集权帝制国家，并拥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中就有对“中国”一词及位置的记载。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位于正中，且古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乃“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之意，故称中国。对于中国一词，不同朝代的典籍。有着不同的表述。     

防止“白云山症”再生——两个“相关”企业的探索

中国企业界最早一代改革家的代表、也是红旗打得最久的企业家贝兆汉,已经退出了他为之付出巨大心力的“白云山”。在他手里,“白云山”得到了空前的光荣,到“白云山”视察过的中央领导级别之高、人数之众,令其后的任何广州企业都瞠目结舌;也是在他手里,“白云山”未能续写凯歌,终于败走麦城。“白云山”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以为借鉴的。     

各级政府重分财权

行之已有10年的分税制大大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在去年的SARS危机和今年的宏观调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中央主导型”的改革取向,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治理困局。尽管中央已经采取诸如逐步取消农业税等措施改善民生,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改“市管县”为“省管县”等制度性变革的呼声仍不绝于耳。由于呼声仍然存在争议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因而在2005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会促使各地出台一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措施。首先要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其次,在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第三,合理划分地方政府的级次。如果说,上次税改主要是在税权上做文章,这次税改的核心则是较为全面的税制创新。     

广州赛马风云再起

1993年7月3日,位于石牌谭村的广州赛马场再响蹄声,两万马迷躬逢其盛。面对主席台和观众席的两座大型电子计分牌上,走马字幕不同寻常地打出“中央批准广州继续赛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开展有中国特色的赛马活动”的标语。这意味着广州现代赛马活动在“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后,终于获得了由中央颁发的“特别通行证”。马迷们无不额手称庆。     

中央新领导集体“赶考”一周年

去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上任伊始,“首发”西柏坡,强调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有当年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意识,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答卷。 从2002年11月15日至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工作了一年。值此十六大召开一周年之际,本刊综合有     

纳税人,政府怎样花你的钱——政府采购制度面面观

在“豆腐渣工程”的背后 1999年1月4日傍晚,重庆市綦江县一座跨越綦江的人行彩虹桥整体坍塌,40人遇难。4天之后,事故原因查明:一是工程质量问题,构件的焊接、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质量达不到标准;二是工程发包不合法。事故调查组找不到工程设计专用章,设计手续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做农民的传声筒

“新农村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尚不足一年,但关于何谓新农村与如何建设新农村的讨论已经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了,甚至已经出现打着学习“新农村建设”经验的旗号出国考察、旅游的风潮。     

康有为：圈钱的“维新派”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很多材料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研究“戊戌变法”的严肃的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打破“重化工业”神话

临近岁末,著名经济学家吴敞琏警告“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一轮争论。其核心是“继续与重化工业共舞,还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切实地理顺和解决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等关系,调整和建立政府的指导、规范和监督机制,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转移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形成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多方动态一致性,完全可以使2005年的新产业政策制订和执行成为加强我党执政能力的突破口。实际上,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2005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作出了重大调整:即大力推动消费而不是一味发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才是中国经济长久而平稳的增长之道。     

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

“我认为,中国现在存在金融风险,不存在金融危机。已经存在的金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逐步化解的。我们必须切实加强监管,不断防范和化解多年累积的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在“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     

转移支付何以解救县乡财政

改革,中央买单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老话题了。有一段顺口溜在基层政府颇为流行:“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这段话在说明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同时,也含蓄地指出了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减少了,而是因为中央“拿走”的太多了。这主要是指自199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按照固定的比例(75%)上收了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国税),留给地方的是一些规模较小、征收成本较高的小税种(地税),前者被叫做“西瓜税”,后者被叫做“芝麻税”。十多年…     

分水岭上的梁伯韬

天价年薪的“红筹之父”梁伯韬,与所罗门美邦的合同将在3月15日到期;是走是留,已经由不得他了。或许他将成为新一轮人事震荡的最后一个被波及者。     

流浪记者和流浪变性人的故事

两年半以前,我辞掉家乡的工作来到广州,成为当时广州“流浪记者群体”中的一员。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当时叫得出名的许多流浪记者已经被各媒体收编不再流浪。而我,仍坚持着无广州户口无固定住处无(行政)编制兼无名无利的流浪生活,也坚持认同“流浪记者”这一富有苍凉意味的身份。也许,正因为这种流浪的状态和心态,我乐于     

中国:为“三农”问题求解

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此举被视为我国政府为入世后“三农”问题寻找答案的新努力。20年前,我们依靠简单明确的政策以及对民让利的姿态一举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不可否认,这种口号式的施政取向,其效用明显在逐步减弱。从政策的简单明确到复杂多样,从讲求大原则到精细的技术操作,从封闭的国内市场到全球化的统一市场,我国的“三农”问题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杨沫的男秘与季羡林的女秘

李南央的母亲至死也不谅解这个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不向自己伤害过的亲人低下骄傲的头颅。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个真正的“殉革命”者。     

每临大事有静气

在上期“窗下人语”中,我们提到,新一届政府履新在大盛世的前沿关口。同时,我们也指出,从当下的“小盛世”到本世纪中叶的“大盛世”,从可能走向必然,还存在坚关,有待艰苦的努力。 事实上,《南风窗》在更早前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提出,“忧患者执政”将是新一届领导人的一个历史性“标记”。他们承继着改革开放20多年的光荣,承继着过去13年的辉煌,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