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形成条件与制度设计

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军事对抗风险降低,但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却有日益升高的趋势。非传统安全合作在两岸关系中的提出不仅是对两岸交流在合作领域的扩展,也试图动摇两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国家中心主义立场。对比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合作涉及到两岸的共同利益,将安全价值基点从国家中心逐步转向“多重化”中心,更体现“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与“全球安全”的价值取向,要求两岸之间的互动体现人类的普遍安全。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意义在于使两岸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稳定和有序,使非合作性的两岸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和现实。     

2019年国际安全形势：和平局面保持、乱象危机频发

2019年,世界多地动乱频发,特别是拉美地区,发生在一国之内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向多国蔓延,并呈持续扩散之势。西亚北非、欧洲、南亚等地区的动乱此起彼伏;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上升。除俄罗斯外,各主要国家军费开支再创新高,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初露端倪,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正引发严重后果,太空战也被提上大国军事战略日程,海湾地区冲突和战乱不断;特朗普政府继续坚持“美国优先”,大力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霸凌政策,与传统盟友关系裂痕加深,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博弈更趋复杂,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大国安全合作不进反退。在上述背景下,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但潜在热点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同时,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未变,维护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基石的积极力量在不断积聚,这将对国际安全秩序的重组、重塑产生积极影响。     

“欧洲左翼党”与欧盟政治社会体系的变化

“欧洲左翼党”是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力图适应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希望影响欧洲一体化发展方向的产物。欧盟在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层次上发生的变化,激励和促使欧洲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党在欧盟层面上加强合作,“欧洲左翼党”的成立和发展是这种合作的表现,各党政治目标和策略在冷战后的调整以及它们在意识形态、组织网络方面的合作实践也为它们成立“欧洲左翼党”提供了可能性。“欧洲左翼党”的成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在欧盟层面上的合作有了具体的内容和计划,为欧洲左翼运动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力。     

日本强化军事能力面临的军工产业转型困境与前景

近十年来，伴随着安全政策的转向，日本逐步推动其军工产业发展模式从“政府保护型”向“市场竞争型”转变。但从参与军事采购份额、研发投入比重、军备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合作四项指标看，日本军工产业发展正面临转型困境。日本此困境受制于其潜在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本土采购与对美采购的张力、出口管制与鼓励出口的悖论、消极和平主义与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对立，以及企业主营业务与军工生产的失衡等，进而影响其军事能力的拓展。日本“安全三文件”提出“根本性强化军事能力”目标，并对今后军工产业发展的重点进行规划，主张通过强化“官民一体”的协作性制度安排形成技术优势，完善本土产业链，提升与盟友军事装备之间的通用性，进而打造日本式的军工复合体，提升日本军事强国地位。同时，日本还追求针对竞争对手的技术领先优势与力量威慑态势，试图强化军工产业来增强自卫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推进提振军工产业的行动、放宽军事装备出口限制和拓展海外军工市场等行为，都是观察日本未来军工产业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及其动因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上海五国为什么会转变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组织?本文把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信任、主导国和共同安全利益三个动因以解释这种合作发展进程。在边界谈判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哈、吉、塔形成重要互信。这两种信任关系成为以后产生中俄合作以及使中亚国家加入中俄主导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基础。中俄逐渐建立的信任关系催生了合作产生的第二个动因,即中俄主导。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明显,上海五国提出多边合作并发展成安全会议机制。从1998年至2001年,共同和互补的安全利益更加深化,从而推动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     

兰德公司对亚洲的未来战略构想——首次提出“亚洲优先”的陆战部署 美国陆军的亚洲攻略

2003年,美国兰德公司阿罗约研究中心为美国陆军提供了《美国陆军与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在该报告第五章中专门叙述了美国陆军保卫美国在亚洲地区利益的重要性与改革方向。本文作者认为,自美国在二战中确定了“欧洲优先”战略以来,欧洲力量的平衡与安全局面已相当稳固;另一个与美国利益休戚相关的“老大陆”——亚洲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升却没有缓和其潜在的安全紧张因素,该地区有条件产生一个或多个超级大国,亚洲正发生着一些危机、暴乱和内战,甚至在克什米尔到朝鲜的几个地区都非常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虽然有些学者以欧洲的情况为例提出了和平共处时代已来临的观点,但亚洲仍是现实主义者以强权理念观察事态发展的地区。亚洲作为一个战区,要求美国陆军在新的“亚洲优先”的军事战略中为提高作战效能而进行重要调整。本刊特编译此文,仅供读者参考。     

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创建进程、动因及前景

欧洲政治共同体是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欧洲国家新建的泛欧组织，旨在通过加强政治协调“增强欧洲大陆的安全、稳定和繁荣”。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动因大致有三：突破“时代转折”下欧盟的发展困境；密切欧洲“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关系以消除欧洲大陆的安全真空；阻止欧盟“附庸化”趋势，凝聚欧洲战略自主共识。欧洲政治共同体为欧盟扩大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欧盟与欧洲边缘国家关系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前景，与其领导力发挥、未来欧洲安全架构及法德关系密不可分。     

安全研究:一种“多元主义”视角——巴瑞·布赞安全研究透析

布赞的安全研究采用“多元主义”学术视角,将新现实主义等物质主义与“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社会建构主义等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把历史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融入其中。其重要成果是他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和“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前者强调安全的多层次、多领域、多元行为主体和极性与认同互动的分析;后者强调由安全相互依存、善意/敌意模式和权力结构构成的“安全复合体”在国际安全中的核心位置。布赞的理论观点对当代安全研究尤其是安全理论的综合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克制到进取：德国的安全研究

德国安全研究同德国在欧洲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密不可分,“谨慎克制”和“联欧自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安全研究两个核心原则。“谨慎克制”的目的在于缓解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安全忧虑,而“联欧自强”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欧洲一体化维持和提升德国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对“德国问题”的探讨和欧洲一体化问题的考察,战后德国安全研究反思战争责任,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持谨慎克制态度,强调将德国安全融入西方一体化进程中,在消解欧洲安全困境的同时追求德国在欧洲乃至国际体系中的平等地位。然而,随着欧洲安全局势变革和统一后德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谨慎克制的安全理念不断受到挑战,欧洲各国对德国的安全忧虑再次加剧,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德国“联欧自强”目标的实现。在此背景下,关于德国在欧洲领导力与安全贡献的“新德国问题”成为德国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     

亚太在世界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9·11”事件后,亚太地区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南亚、中亚、甚至西亚。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亚太地区处于世界各类矛盾的焦点和战略重心部位,其中中美矛盾是各大国矛盾中最为突出的矛盾;美国的战略重点正在向亚太方向转移,由“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向“亚洲第一、欧洲第二”过渡;亚太地区已构成世界安全最危险地带,其南部是该地区矛盾与冲突集中地带,亚太地区也是军备增长和核武装发展最快的地区。     

日本企业以“合”为贵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这是一句让每个中国人听起来都颇感无奈的话。即使在人人都呼吁合作的前提下,中国的同行间不合作、甚至自相残杀的历史也很难被改写。从2000年中国彩电业的价格同盟,到近日还未结盟就胎死腹中的空调业同盟,中国企业的合作总是难以成功。虽然随着中国加入WTO 日期的临近,中国企业已经感受到国外企业的强大压力。一旦这些跨国企业全面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企业之间又不合作,其生存机率还能剩下多少?但中国家电业这两次不成功的合作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加入 WTO 之后,中国企业就会合作了吗?谈到合作,我们首先应当借鉴国外企业合作成功的经验。而日本人的合作可谓     

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摘要)

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社会党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执政经验的党,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力图开拓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好”的方面“溶合”在一起的社会模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模式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建立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私有制和竞争成份与公有制和计     

国家起源的困惑：整合论抑或冲突论——斯宾塞关于国家形成的观点评析

斯宾塞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治学广泛，领域涉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力图创立一个关于知识的总体系。虽然他的有机物类比论、征服论、强迫合作论对社会科学界的影响深远，但他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国际学术界将注意力从“文明”转到“国家”研究上，他的理论再次引起人们注意。在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有人将他归于“整合派”，有人将他划为“冲突论”。本文从原著出发，对斯宾塞的有机物类比论、国家形成观和战争征服论三个方面进行了评述。作者认为，学术界之所以对斯宾塞关于国家形成的观点看法各异，实为其观点的双重性、学者不同的分析角度和历史演进的复杂使然。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

安全概念及其适用范围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的边界被打破,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地位。国家行为体追求绝对安全状态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可能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导致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和国际交往的封闭趋向,最终反而不利于实现安全目标,从而掉入“泛安全化陷阱”。当前,国际上少数国家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扰国际合作,实则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多边主义秩序规则、国际合作、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同时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和较大的发展压力。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理性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审慎塑造安全议程,防止落入“泛安全化陷阱”。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应坚决反对滥用安全概念的行为,在新兴全球性议题上高举合作旗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国际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共识和作出积极贡献。     

锁定脆弱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安全供给与能力建设困境

由于国家安全机制的缺位或无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安全供给出现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趋势。该地区国家内部的非国家行为体和来自外部的跨国行为体在不同的条件下组合,形成了碎片化、多种安全主体互补又竞争的“多元混杂”的安全供给格局,这与单一中心、自上而下的安全供给格局明显不同。在这种供给格局中,很难明确区分“国家和非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现代和传统”,它们重叠交织在一起。安全供给的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使这一地区国家的安全能力被限制,整个国家的安全建设陷入困境,从而导致其“脆弱国家”的地位被“锁定”。由于国家化的动力不足,该地区安全供给的“多元混杂”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作为全球“安全洼地”,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空间巨大,因此可以从理念创新和实际操作两方面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     

安全两难与中印关系

中印安全两难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 ,两国都是处于上升中的大国 ,边界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因此 ,摒弃历史包袱 ,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 ,加深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是缓解中印安全两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从“交流”到“友好合作”——当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评析

2011—2012年的中印关系中,一方面常规交流合作平稳推进,另一方面反常斗争竞争也有发生,友好交流与合作中伴有疑惧和摩擦。50年前的中印边境战争和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引发印方产生安全疑惧的主要原因。中印发展壮大不可避免,安全互信障碍必须消除,关键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彻底解决边界问题。惟有如此,中印才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各自的发展,结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伙伴,打造经营亚洲文明中心的新时代。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在新时代实现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伙伴关系外交步入新阶段,伙伴关系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主要得益于二者在价值理念、布局方向、建设目标等方面高度耦合,这种耦合也为二者进一步互助互补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未来一个时期,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需从加强机制建设、突出重点内容、推进对欧合作、管控大国竞争等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历史宿怨等问题，使得中日韩三国军事安全困境并未消除，甚至有所加深。制约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既有现实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有互信的缺失和国家情感与民族情绪问题，更有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而消除中日韩安全困境的途径尽管存在但难度极大，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三国间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入发展。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三国也的确存在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只要三国能够在以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问题上达成共识，真正拥有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和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三国在一些关乎世界安全的重大领域中的军事合作仍然存在可能，尽管这种合作可能是有限的，但仍能为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