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直接利益冲突与党的执政道德建设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频发,出人意料,令人震惊,造成了国家财产和人员伤亡的重大损失。对此,我们必须从党的执政道德建设的规律上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找出预防此类事件发生的有效对策。     

论新时期我党意识形态执政资源建设

全球化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重大的世界资源重组。为了避免错失历史机遇,我国选择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这是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对世界历史上以武力扩张为特征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创新和超越,实质是在同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党意识形态执政资源必须成为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开放体系,在指导思想明确的前提下,切实承担起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民意建设的重任,为综合国力竞争中国家软实力的大幅提升提供强大而持久的意识形态支撑。     

论党的执政基础与利益整合机制

社会利益整合是我党的执政基础和本质要求,执政党要清醒地把握我国当前社会利益分化的现状及其后果,加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创新利益整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论新时期“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预警与应急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的社会冲突。其通常表现是起哄、扎堆、看热闹,严重的可引发骚乱。社会矛盾预警应急机制可有效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时期“无直接利益冲突”呈现出的新情况、新趋势、新动向等特征,迫需构建这种机制。构建这种机制,需夯实“地直接利益冲突”预警应急的基础,建设科学、高效的矛盾预警与应急系统。     

伦理视阈中的“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分析

非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高擎公平大旗介入社会冲突,此种道德行为客观上加剧了转型时期人们的伦理不安全感。消解非直接利益冲突,应正视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现实,进一步确立相应的价值标准,解决伦理主体的公共参与,辨析工具性与目的性的二重性,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伦理生态环境。     

转型期非直接利益冲突与社会生活互动之影响

非直接利益冲突作为社会公共突发事件之一,必然影响到社会转型的质量和社会生活的常态运行。作为社会日益单元化下的个体,本能地要立足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考量和调整现实生活中个人价值的选择与再造问题,同时相应地调整思维方式,由此人们呈现出对世俗化生活的期待、对公共道德的限度维护、对法治化生活的追求的行为趋向。     

中共执政资源的流变:分析与建构——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社会贫富差距逐步加大,主流意识形态淡化以及党自身建设中出现的腐败和参与渠道的狭隘、参与机制的不合理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不断造成党执政资源的流变.以“公正”、“公平”、“宽容”为发展宗旨的包容性增长,能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包容市场经济多元价值理念,拓宽人民群众的参与渠道,多角度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成为当下有效巩固党执政基础和提升党执政的合法性最佳战略选择.     

党的执政资源与执政能力建设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丰富党执政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资源。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不断丰富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丰富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必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不断丰富党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治理路径分析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在带来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项目的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呈现出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诉求日益分化和复杂化,引发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内关键个人、群体或组织基于各自不同利益偏好的利益矛盾和争夺,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成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重点场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研究重点从政府这一单一主体扩展到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中地方政府、企业和专家学者等多元利益相关者,通过分析它们相互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关系,探析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针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和冲突表现,需要从厘清利益相关者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中的角色定位、加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防范的制度约束、整合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相关者冲突发生的内外监管机制和搭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合作的"互联网+"信息共享平台等四个方面推进满足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共赢的路径诉求,以期避免各利益主体间的"零和博弈"和"冲突内耗",有序推进我国腐败治理范围内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公民社会的培育是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治本之策

频频发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凸显了我国公民社会的缺失,因此,着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是有效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治本之策。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环境、积极培育公民组织、大力培育公民意识等来培育公民社会。     

古巴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生态资源视角

政党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研究古巴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总结其经验,发掘其中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对于致力于掌握或保持政权的政党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政党、政权、生态资源之间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从其掌握的内部与外部生态资源的视角解读古巴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问题,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有价值的新视角。     

论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巩固和加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和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是党的根本执政规律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由之路,是事关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课题,也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益的根本途径。     

论新时期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

把依法执政确定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对我们党自建国以来执政理论与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依法治国理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保证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重大理论创新。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规律及制度性应对思考——对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的反思

非直接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当前执政与治理的极大难题。它表现出冲突双方强弱差距越大,参与可能性越大;强势方态度行为越强横,参与的速度越快;政府部门的处置不及时,参与的程度越深等规律。预防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法律制度,加速完善提高执政权威与效能的行政法律制度,健全社会力量整合与引导的社会法律制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动力问题探论

影响和决定政党执政资源建设动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生存环境、党的性质与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责任心。党的性质和目标、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强烈的责任心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内源性动力;人民群众的期盼、民主党派的批评监督、国际政党政治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为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外源性动力。中国共产党推进执政资源建设必须加强党的性质和宗旨教育,开发执政资源建设的内在精神性动力;必须强化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执政资源意识,开发执政资源建设的责任性动力;必须依据党情、国情和世情的新变化,与时俱进,着力开发转化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动力。     

论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简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党的执政资源建设——以系统分析为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发挥资源建设在党的执政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以系统的观点统观全局,促进各项执政资源由潜在向显在的转化,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化,由子系统向整体的转化,以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论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重视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素质;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转型期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权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我国利益群体的分化格局呈现为中产阶层发育不良、强弱失衡的断裂结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不仅表现在资源占有的明显差异上,还表现在利益表达与博弈的失衡方面.这样一科利益分化、博弈的失衡结构近年来还有固化与加剧的趋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必须加强政权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增强对政治权力自身的监督与制约能力;必须进一步提升针对利益分化与思想分化的调控与整合能力;必须增强培育、制定、创新社会政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