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皇权和中国古代的监察监督

我国封建时代的监察监督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伴始终 ,其最大特点 ,莫过于监察监督乃封建皇帝绝对控制的监察监督 ,不但谈不上对最高权力的约束和牵制 ,反而成了封建皇帝个人的耳目工具。     

中国古代的皇权与法律以隋代前期为例的实证分析

皇权与法律的关系在常态下，表现为皇权支配法律，法律又限制皇权；法律维护皇权，皇权又尊重法律，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中国传统社会有着较为完善的限制皇权的制度，也有着严格的立法和司法程序。隋代前期的历史典型地反映了这个特征。那种认为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条件下君主言出法随，任意赏罚，其权力不受法律约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中国古代司法的观念和制度略论

本文从观念与制度两方面对中国古代司法进行了探讨。中国古代司法的观念包括严格执法、经义决狱、屈法伸情、良吏司法等方面;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涉及审判机构、审判官吏、审判管辖、证据制度、普通审判程序、复审与死刑复核制度、判决的执行等。中国古代司法的观念和制度具有伦理指导、皇帝专权、实体优先、多元依据、"无讼"以求的特点,表现出在法与情、常与权、名与实等方面统一、协调的努力。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审判的观念和制度的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借鉴和吸纳。     

古代书证制度的司法运行及制约因素——以司法案例为中心的制度考察

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不是惟一的证据形式,书证这一带有浓厚客观色彩的证据在案件审理中受到了审判人员的重视,尤其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更成为具有关键意义的证据形态。本文旨在对古代社会的书证制度在司法领域的运行状况进行探讨,并依托于司法案例展开各项阐释,展现古代书证制度的原貌及特征,以期为今日社会之书证制度的完善提供历史借鉴。     

古代书证制度的司法运行及制约因素——以司法案例为中心的制度考察

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不是惟一的证据形式，书证这一带有浓厚客观色彩的证据在案件审理中受到了审判人员的重视。尤其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更成为具有关键意义的证据形态。本文旨在对古代社会的书证制度在司法领域的运行状况进行探讨，并依托于司法案例展开各项阐释，展现古代书证制度的原貌及特征。以期为今日社会之书证制度的完善提供历史借鉴。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国家,司法文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古代司法并没有完全摆脱天道观与神权法的影响,但包含司法在内的整个法律活动应当以人为本的思想很早就产生了。西周时期确立的"明德慎罚"思想,是德治理论在司法中的集中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司法官员应当谨慎地审判案件和适用刑罚,而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道德教化。春秋时期,政局与社会经历了大动荡,司法理论     

中国古代司法中的智慧探析

中国古代司法中有着很多的智慧,这些司法智慧不仅彰显出了中国古代司法的闪光点,弥补了当时司法技术的不足,促进了司法公平与正义,对当时的司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意义,而且对后世司法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本文从司法制度设计、司法价值理念、司法实践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司法智慧展开探讨与解析,以求了解古代司法智慧的面貌。     

岳飞：皇权干预司法下的冤魂

抗击金兵 岳飞年少练武，早年多次从军抗击金兵。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灭北宋，掳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及皇家宗室北去。五月，康王赵构（即宋高宗）于南京（现在河南的商丘）登上皇位，为宋高宗。此后，赵构政权节节向南败退，最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棠下决狱：中国古代司法之韵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基于民情、风俗、习惯等本土化传统，对于纠纷甚至狱讼的解决与裁断，古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态度和相应的司法实践，其间蕴含着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古代传统司法理念。我国商周时期的西伯、召公等都因善于治国而受到百姓爱戴，他们的做法折射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令人深思的悠长韵味。     

古代中英司法的公开传统之比较

通过考察中国和英国的古代司法史,可以发现,公开是中英两国司法一以贯之的重要传统之一。这个公开传统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司法的过程公开;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由于古代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异同,因而两国公开传统之表现既有暗合之处,亦有相异之处。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洞见中英传统司法文化,亦有益于中国当代司法建设。     

制定法在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适用

以司法判决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古代司法中国家制定法的适用方式,描述其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脉络,分析其特色和成因,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秦代和汉初严格守文的司法风格在西汉中期经历了重大转变;随着法律意识形态和制度的稳固,唐代形成了对制定法形式性尊重而工具性运用的风格,贯穿于刑事和民事的司法审判中,直至清末。这种尊重而实用的方式是唐代以后适用制定法的基本特色,直至当代依然有其影响力,足以引起诸多思考。     

中国古代司法鼻祖——皋陶

皋陶又名咎繇，他是黄帝之子少昊的后裔，是我国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是站在中华文明入口处的巨人。根据史学家的考证，皋陶约生活在公元前2300年至2200年之间，一生历经尧（中期以后）、舜（全程）、禹（初年）三个时期，前后60多年，都担任职掌断狱和司法大权的大理和士师。他在尧帝选拔舜作为自己继承人的同时，被任命为大理，     

从中国法律儒家化论古代司法诉讼制度

本文以汉唐两朝为研究脉络,进而研究法律儒家化在古代司法诉讼制度上的具体表现,最后探究中国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影响和借鉴之处。     

皇权与清代司法运作的个案研究——孔飞力《叫魂》读后

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著《叫魂》一书通过一个关于乾隆朝“盛世妖术”的故事,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本文则借此进而分析了皇权与司法运作之关系及其特点,并对改进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衡平司法传统论纲

饱受儒学浸染的中国古代司法官 ,在泛伦理主义的社会主导性价值观念的支配下 ,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纠纷 ,以应对法律与社会脱节和疏离的矛盾。为了追求司法衡平 ,司法官总是尽可能全面地权衡他所面临的社会条件 ,作出最大限度地达到社会和谐与道德圆满的判决。中国传统司法的衡平理念和制度运作 ,反映出传统社会独特的纠纷解决机制及其与建构法律秩序之间的深刻联系。而且 ,中国社会自身的语境对其司法和法的成长及其表现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衡平司法发生的历史条件也没有完全消失     

中国古代判例法模式研究——以元清两朝为中心

中国古代判例法存在两种基本类型：成文法典下判例法与非成文法典下判例法。这两种类型的判例法存在不同的运作机制，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语境下的法律制度，两者亦有相同的地方。中国古代判例可以分为创制型判例、补充型判例和解释型判例；判例的作用可以分为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和作为新立法的依据三种；论证类型有严格类比推理与说理中高度伦理化说理两种；从适用特点上看有相应的逻辑体系，在适用时根据不同类型分别适用。     

对我国古代司法文书的一点看法

我国古代司法文书在国家公务文书中占有重要位置,其种类较多,但其实质却表现为我国古代的司法活动都是官府间的＂公务＂活动,这说明古代的司法制度是完全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广大贫苦的百姓完全听命于统治阶级的摆布。     

国情与司法模式构造的规律性研究——以司法供求关系为中心

司法的本质,就是国家提供司法供给,满足民众司法需求的过程。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司法供求关系处于动态的、非均衡的状态。在该规律的支配下,一个特定的国家都会以本国国情为基础,形成以司法权为中心的司法供求关系模式,这就是司法模式,其基础要素是国家司法权配置模式和运行模式,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世界各国司法模式的差异,主要受到特定国家伦理观念、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等国情要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特定国家的国情通过功能定位、条件制约、资源配置和路径依赖,最终决定了该国司法模式的性质、结构和特征。这就是国情对司法模式的构造或决定作用。     

综论中国古代司法渎职问题

由于司法关乎社会秩序与国家的安定,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其都十分重视,力求公正。但司法渎职现象仍时有发生,断罪不如法、出入人罪、受赇枉法、请托枉法、挟仇枉法、滥用酷刑、淹禁稽迟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了克服司法渎职,历代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制定相关法律、重视法官人选、进行司法监察等。就总体来说,这些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司法渎职的出现,但是古代的经验对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略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中国古代也存在法律伦理。《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以它为中心来审视古代的法律伦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存在于法律的原则、制度和具体内容之中,《唐律疏议》中法律伦理的形成有一定的条件支撑。与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相关,法律伦理的作用、阐发和影响等问题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