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态补偿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东江流域的分析

东江发源于江西,流经广东省入海。东江水除供本流域用水外,还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供应流域外的深圳和香港地区以及广州市部分地区。因此,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涉及地方政府间关系、一国两制体制、上下游生态保护、跨流域取水交易等众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东江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对水库移民的补偿,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以及广东省政府对上游河源市政府的转移支付。目前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障碍包括:法律基础薄弱,水资源产权不明晰,补偿方式单一,下游积极性不高,补偿标准偏低,非政府组织及公民参与缺乏。在现有补偿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国家治理视野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新思路--以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流域为例

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政策部署。流域生态补偿也应按照这个改革思路逐步推进，但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对此存在一些认识偏颇。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要强化中央政府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制度供给与责任分担，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多元组合的流域生态补偿体系，探索流域生态补偿的民主协商机制。     

政府规划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在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政策中起着主导作用.即政府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者、策划者、激励者和监督者.完善政府规划对于促进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起着关键作用,具体表现在: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加强环境污染整治,逐步健全生态环境责任者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为生态补偿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强化科技和理论支撑,建立健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调动市场资源参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形成完善的生态补偿体系等方面.     

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机制的运作逻辑——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因“谁补偿谁受偿”和“补偿标准”之争引发冲突,为了实现流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流域上下游必须从零和博弈走向协同共担。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框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例,提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的实现需要纵向上下级政府联动、横向上下游政府联动以及社会参与的多方联动相结合。在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机制的运作逻辑中,制度安排为上下级联动提供法制保障,主体功能区位势差异为上下游联动提供必要条件,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共担合力。未来需要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主体功能区优势互补、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进行完善和优化。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何以实现？——以汀江-韩江流域治理为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从近年来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看,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实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所在,而汀江-韩江跨省流域作为全国第二个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其运行机制和成功模式值得关注与研究。文章通过对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的案例分析,从探索、完善和巩固三个阶段回顾其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过程,总结了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运行机制,并试图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多源流框架的横向生态补偿议程设置展开理论对话,为我国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借鉴经验。研究发现,未来推进流域生态治理、提升其治理效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协同联动;二是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框架。这既是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是公共事务的规定,更是公共政策的使命。     

生态补偿的制度建构:政府和市场有效融合

生态补偿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市场化发展最快的生态治理领域之一。它萌发于20世纪60年代的"庇古税",先后形成了基于市场机制的科斯型生态补偿和基于政府干预的庇古型生态补偿两种基本制度范式。在全球生态治理转型背景下,生态补偿呈现出市场与政府深度融合的趋势,融合的关键在于发展市场工具、构建分类融合和"市场增进"的制度框架、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态补偿长期奉行"单一政府主导"模式,已显现出生态治理绩效和生态创新效率边际递减等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生态补偿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生态环境成本的市场化、全产业链的综合补偿,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与分类补偿,推进环保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跨界流域治理中地方府际协作机制研究——以菇溪河为例

"五水共治"以来,浙江省整体的水生态得到很大改善,在水污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实看来,这一治理方式过度重视地方水权,忽略了水域的整体性,这种治理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治理中存在的地方区域性与流域整体性的冲突,流域治理很难协调统一。河长制虽然能够职责到人,但对于跨区域流域却很难奏效。因此加强地方在跨界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协作,构建有效的协作机制、完善公众参与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跨界流域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以菇溪河为例探究了一河分两区的治理,为解决跨流域治理中政府间尴尬局面以及治理难以推进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以"共赢"为核心的沟通协作机制;依法治水、依法管水,设置有法律依据的管理机构和职责授予;完善公众参与治理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对策建议。     

我国征地补偿市场化的限制因素分析

我国征地补偿市场化的限制因素来自征地制度本身:征地补偿原则回避价值规律、征地补偿依据掩盖土地预期收益、征地补偿方法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改革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观念和理论的束缚,变征地补偿由政府主导为市场主导,建立科学的价格评估体系,使征地补偿回归市场、回归地价。     

简论大庆生态补偿机制问题

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探讨如何运用生态补偿机制,明确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和对象,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解决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实困境与路径机制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政策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创新,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互动转化通道,将良好生态优势转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系统梳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进展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现实困境,提出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机制、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