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依赖与工具性认同：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反思——基于四川省蒲村的实证研究

如何理解农民认同与行动逻辑是近年来农村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之一,既有的学术研究重点探讨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区域性差异及认同与行动单位的统一性,但是总体上来看,现有研究仍然不够深入。本文通过对四川蒲村的历史性考察发现,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与村庄历史记忆强度和村庄利益内部依赖程度两个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在现实中,利益一方面可能消减传统认同,另一方面消减的传统认同单位由于利益刺激也可能被激活,但这种被激活的认同单位并非具有价值性意义,而是具有工具性意义,凸显个体选择性认同与行动单位的策略性、游离性和利益倾向性。实际上,利益依赖基础上的工具性价值,是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基本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现实场景下,基于利益及历史记忆程度的不同,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它是农民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性手段,同时认同与行动单位并非完全一致。     

纠纷的控制单位：私的程度与私的身份问题

公私观念构成了农民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根据农民的公私观念，不同性质的纠纷由不同的调解人来解决，形成不同的纠纷控制单位。在宗族性村落，宗族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私的特征，同姓发生的纠纷一般在宗族内部解决，宗族构成一个纠纷控制单位。在宗族内部，纠纷又因私的程度不一样，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单位中解决，从而型塑宗族性村落特有的纠纷控制模式。     

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宗族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族群认同及族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小姓家族却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从根本上讲,农民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对宗族的排斥态度所导致。因此,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亟需在国家(政府)与宗族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从而构建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和谐局面。     

仪式实践与村庄社会整合——以江西省泰和县东塘村的“上灯”仪式为例

"上灯"主要以祭拜祖先、喝"灯酒"为活动内容,是江西省泰和县东塘村仍然实践着的宗族仪式。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来看,"上灯"仪式对宗族认同的产生和维系具有重要作用,并再生产着村庄公共性。"上灯"仪式所产生的这些社会功能已经社会化在人们的"叶落归根"和集体行动等日常观念和行为中。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村庄共同体面临解体的当代中国农村,保护和传承类似于"上灯"仪式这样的村庄传统文化资源,对乡村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基于赣州、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发展理事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和湖北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分析,本文发现理事会在改造并利用农村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创新了基层民主实践机制,以多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代表性难题、决策机制难题,以及农民的参与程度问题,构建了一个治理“钉子户”的高效机制。理事会在实践中重构了农民“公”“私”认同的序列谱,具备了“国家授权的合法性与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既利用了传统的宗族资源,又避免了介入地方“公务”时的不合法困境,推进了两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建设。鉴于农村宗族的基础性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从革命范式向改良范式的转变,逐步探索建立一种受保护的社会自治权的协商式增长机制,使农村宗族最终成为一种有益于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建设性力量。     

农民的行动观念与村庄秩序——一个地缘性村落的考察

农民的价值观是解释村庄现象与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既有的农民价值观研究考察了作为农民终极意义的观念，而不是农民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指导。农民的主体行动观念和社会行动观念这对概念是农民自我生活和村庄交往的指导，在地缘性村落中两种行动观念塑造了一种安逸的生活与和谐的村庄秩序。两种观念下的村庄秩序不再是乱象丛生的“问题化”治理后果，而是达到了一种均衡的、稳定的村庄“善治”。     

在“四群”教育中联村联户联心

在“四群”教育活动中，云南省牟定县探索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贫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脱贫致富，推动农业全面发展，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农民文化生活的失衡与调适——基于湖北安徽农村文化生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湖北、安徽两省六个县市的农村文化进行调查,分析当前当前农民私性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现状。用数据表明在农民私性文化活动日趋丰富的今天,农村公共文化却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衰落,这种衰落不仅影响到农村公共文化本身的发展和繁荣,也使农村公共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私性生活的规范与调适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价值认同,削弱了村庄的凝聚力。改革当前不适宜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服务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扩大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的参与是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获得村庄公共认同的有效途径。     

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及其实践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10省21村的调查

20年来,农村民主选举对村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村民在选举中的主动性仍然不够,对当选的村干部评价不高,对村级民主决策和管理的参与及满意程度仍较低。同时,不同区域农民在村庄选举的参与、对村干部的评价、村务管理的参与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要重视制度建设,而且要关注区域差异,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勇于创新,激发农民参与村级民主管理的积极性。     

农户与村庄关于农业经营模式的选择 ——一个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新农村建设语境下，农户的合作问题值得关注。本文以农户与村庄关于农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博彝为切入点．运用动态博彝分析框架。具体分析了农户与村庄之间关于制种与否的博弈，导出了农户不会与村庄合作的结论。也简单地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合作的条件。     

清代蒙古地区区域构成与演变探析

清代是塞外蒙古地区出现重大变化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历史上,中原农业文明与塞外游牧文明虽然有长期的冲突与交流。清代以降,中原农业文明借助中央政权的力量和商业贸易,全面渗透到这一区域,这种渗透的结果,致使蒙古地区由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逐渐发展成为三个不同层面的梯度,形成三个具有明显差异的区域,各个区域展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买水之争”:农业灌区的水市场运作和水利体制改革——鄂中拾桥镇水事纠纷考察

税改后,农业灌区开始用市场机制配置日益稀缺的水资源。拾桥镇的田野调查发现,水市场引入之初纠纷频发,此后又逐渐平息。纠纷表现为水库承包者与农户在交易中的利益争端,以及农户之间在灌溉时产生的对抗;纠纷渐息的原因是农民以自建堰塘、机井等方式退出了市场。然而,无巨型水源注入的微型水利并不能应对干旱,且超采地下水的打井竞赛将危及生态环境。分析表明,农业水市场的改革初衷与运行效果之间的悖论,起因于局部垄断的供给者与高度分散的需求者之间交易成本过高。在税改后集体虚置的背景下,以个体或联户组织为单位"买水"的农民难以保证水在渠系间流动时的排他性,无法在灌溉过程中克服集体行动的合作困境。为了恢复基层用水秩序,国家应适度介入,通过组织途径强化农田用水过程中的统筹与协调。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农民组织资源整合

在农民组织化蓬勃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关于资本下乡的研究须突破传统的资本与农业的视野限制。下乡资本通过重构村庄生活、俘获乡村精英和引入农民组织来影响农民组织化发展,造成农民社会服务性组织日益衰落、农业组织异军突起和准政权组织的功能消解,进而造成农民组织资源的结构型失衡。整合农民组织资源的路径在于利用以权力、市场与信任为机制的合作整合模式,构建农民综合组织。     

基层民主的实现与乡村社会特性关系浅析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在政治和法律的强劲支持下逐步推进 ,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和阻力。乡村社会特性在村庄权力结构、村庄区位结构、宗族背景等方面均对基层民主的实现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理想模式及功能

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合作社,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有效途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具有以下综合优势:保证单位面积农田的最大产量,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务农,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民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增强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这样的发展模式还能培育并不断壮大农村中间阶层,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效应,有助于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应在提高资本下乡门槛的同时,鼓励农地在村庄内部自发流转,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     

开放选举与封闭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视域中的村庄权力再生产

精英与权力一直是村庄研究学术史中的主角。本文以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作为连接选举与治理的具体线索,完整展现个案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个案研究表明,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双重行动逻辑:作为选举行动逻辑的差序动员和作为治理行动逻辑的消极服从。差序动员表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选举阶段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消极服从则说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治理阶段仍然带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从差序动员到消极服从的转变说明,村庄精英的权力身份和体制精英与现有治理制度的利益绑定是影响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关键因素。非体制精英治理改革的失败则说明民主选举在驱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失灵风险。     

浅谈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指出,到2050年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也是农村美的重要体现。对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辽宁省各地相继印发了村庄清洁行动法案,2019年5月,沈阳市联合17个部门共同印发了《沈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实施方案》,在"三清一改"工作中取得巨大成效。辽宁省为贯彻落实中办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印发了《辽宁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等相关文件,本文将根据关键要求,通过对辽宁省部分农村的人居环境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乡村治理中农村宗族研究纲要——在实践中认识农村宗族

经过近30年“有国家无社会”的变迁，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将会如何呢？本项对宗族型乡村的研究发现，宗族并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一种组织，更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内核，是构成村民日常生活与交往活动的重要基础，它已内化为乡村治理规则与逻辑的重要元素。不过，宗族在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基本角色还是“非正式的治理者”，它所体现的逻辑表现出分层性特点，即：在宗族内部，社会关系的整合践行狭隘的利己主义、排他主义原则，但公共事务的管理却实践着民主的平等原则；在族外事务、包括村和乡镇层面的治理中，宗族一般奉行实力原则优先的丛林法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的情况下，宗族、房股作为竞争派系的资源之一，实际上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和发展。从现代社会承认多元认同的基础出发，传统宗族在现代化潮流中仍有其生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从而融入现代公民社会。     

“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理想模式及功能简

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合作社，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有效途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具有以下综合优势：保证单位面积农田的最大产量，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务农，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民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增强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这样的发展模式还能培育并不断壮大农村中间阶层，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效应，有助于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应在提高资本下乡门槛的同时，鼓励农地在村庄内部自发流转，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