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启蒙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理精神。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它关系到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现代国家,造就什么样的现代性,亦即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制度与行为方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走向,了解西方现代性存在的问题,进而反省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问题。     

九十年代我国法学将步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法学界开展了两种内容的拨乱反正,即针对极“左”思潮和僵化观念进行的拨乱反正和针对右的思潮和自由化倾向进行的拨乱反正。经过这两种拨乱反正的斗争,法学思想理论上的错误观点受到批判,被错误思潮搞乱的大是大非问题得以澄清,法学界抵制“左”右干扰的能力和对错误思潮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

对语言、符号等问题的研究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一个较突出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倾向更为发展；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包括法学在内的许多学科。     

现代司法视阈下韦伯整体理性观的反思与重塑

在中国学者看来,韦伯关于司法理性化的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向度上都是可质疑的。在实践向度上,现代司法不是韦伯所说的纯粹的形式理性司法;在理论向度上,韦伯的整体理性观在根本上受限于其“自我指涉”的困境,这使得韦伯的特定理性类型不能表现出其整体理性观的内在统一性。基于对中美两国现代司法实践的分析,韦伯的特定理性类型不能展现和解释现代司法中多元理性共存的格局。“中庸理性”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知识传统的、整体式的、能够有效整合与重塑韦伯整体理性观的“二阶观察”框架。基于“中庸理性”,韦伯的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和实用理性概念在现代司法视阈下可以得到重塑和展开。     

反对刑法科学中的法律虚无主义倾向——犯罪构成理论浅谈

一九五八年前后,在政法战线上出现了一股法律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冲击了刑法科学研究工作和刑事审判工作。有的同志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否定刑法科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给犯罪构成理论扣上“旧法观点”、“修正主义法学观点”的罪名,将它打入“冷宫”,“禁锢”不用。否认犯罪构成理论,是法律虚无主义的表现。在刑法科学中不研究犯罪构成理论,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否定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定罪的理论基础,都是属于法律虚无主义。那     

浅议打击犯罪与服务经济的关系

在打击与服务的关系上,目前有两种片面认识:一是认为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就难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经济建设眼务,就不能强调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把一些地区、一些单位经济工作上不去,归咎于打击了犯罪,因而提出“经济要上,打击要让”、要求检察机关在办案时“睁一眼闭一眼”、“手下留情”;还主张对特殊犯罪人物,如“能人”、科技人员等要网开一面;二是认为打击贪污贿赂等犯罪,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唯有坚持打击这一手。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政法战线与经济战线是两条不同的战线,其工作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显隐之间：百年中国的“新法家”思潮

自清末以降，“新法家”作为一种法政思潮，已经或隐或显地流淌了一个世纪。“新法家”思潮中“隐”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沈家本、陈独秀、吴虞等人的著述中；“显”的一面，主要以陈启天为代表。从“新法家”的角度，可以有效地解释从“富强”到“发展”的主流观念史。“新法家”法政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既是“新战国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政实践。     

法制现代化:一个西方的“幽灵”?

“现代性”在西方的古典——现代——后现代历史逻辑中,首先意味着对古典的反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具有不可选择性和不可逆转性,而在历史时序上它开始于“后现代”对“现代”的反思之时,内含着对传统的反叛和应对“后现代”思潮的双重使命。     

偶然因果关系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吗?——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正> 在犯罪因果关系中,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两种形式?“偶然因果关系”可否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在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1981年《法学研究》第五期发表的龚明礼同志的《论犯罪的因果关系》一文,提出了犯罪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和偶然因果两种形式,偶然因果关系也是刑事责任客观基础的观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特提出以下意见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再论“两重结构”——答马贵翔同志质疑

<正> 我写的《刑事诉讼两重结构辨析》一文在《现代法学》发表后,受到一些同志的关注。《现代法学》去年第六期发表了马贵翔同志的文章,对“两重结构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刑事诉讼仅存在三角结构,而且是“诉辩双方与审判官距离相等的‘等腰三角’结构”,至于现代许多国家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警     

反腐倡廉与法制建设

<正>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党政机关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深得党心、民心,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反腐倡廉靠什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要靠法制。”靠教育与法制,靠以德养廉与以法养廉,靠“德治”加“法治”,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道。     

也论生态整体主义环境法律观

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促使以应对现代环境危机为历史使命的现代环境法从个体主义走向整体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环境法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全盘接受。整体性的生态系统在环境法上只能体现为人类整体的利益,意味着人类个体应当负有对其进行保护的义务和责任。当然,环境法对人类整体的利益保护并不意味其要杜绝与消灭人类个体的利益,而是要对其进行约束和限制。在人类个体利益仍居主导地位而人类整体利益观念尚未形成的当今时代,现代环境法制的健全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谈重视法哲学的研究

法哲学是不是资产阶级法学的“独占品”?要不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这些都是当前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继文正邦同志《应当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研究》(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之后,傅季重同志又发表了《法律哲学研究的对象及其任务》(载于《法学》1982年第3期)。这两位同志都明确否定法哲学为资产阶级法学所“独有”之说,阐发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的必要性,并对如何建立这门学科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国法哲学研究和其他法学     

肃贪倡廉应纳入法制轨道

开展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和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江泽民同志在最近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抓住最容易产     

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论’质疑——与龙宗智同志商榷

<正> 《现代法学》1991年第3期发表了龙宗智同志的《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辨析》一文(以下简称龙文),这在我国诉讼法学研究上尚属首次。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刑事诉讼的“三角”和“线形”相结合的两重结构理论,读后颇有启发。但在一些问题上,笔者持不同见解,现提出来以供参考。     

正确书写和使用标点符号

第一学期看了些作文,最近又看了些司法文书课的案例,我发现有些同志在正确书写和使用标点符号方面还不够重视,提出来供学员们参考。一、书写“点号”要尾随文后标点符号共有十四种,分为“点号”和“标号”两大类。逗号、顿号、句号、冒号、分号、问号、感叹号七种,我们称之为“点号”。有些同志写文章时,在回行第一     

改造罪犯的幸福观

罪犯的幸福观是制约其走上犯罪道路的深层原因。改造犯罪的幸福观，是改造罪犯的重要内容。转变罪犯的幸福观，要借鉴、利用中国、西方哲学中合理的成分，综合两种文化的优点，实现“内外双修”，达到改造目的。     

西方哲学研究存在的四个误区

潘明德在《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当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明显存在着四个误区：1．重述介轻对话。到目前为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翻译和介绍．很少见就西方哲学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见解的成果。2．求“新”心切。所谓“新”，是指对西方学者及其著作的不断抢先介绍，以维持其学术价值。这种求“新”是重述介式研究所导致的结果，它容易使人养成浮躁心理与玩弄辞藻的习惯。     

中国的后现代法学研究及其前景

后现代法学是继现代西方法学三大流派之后又一独具特色的法学思潮。中国法学要创新发展不能不注意吸收后现代法学的合理内核。“非本质主义法学”、“人文主义法学”、“视角主义法学”等后现代法律思维方式能够使我们对中国法学诸多基本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     

马克思主义与人权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权斗争必然求助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和人权斗争中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并显示和实现其价值。正因为如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高度重视人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人权理论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思想理论和政治生活中“左”、右两种思潮却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人权的联系。右的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诬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