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专门设立了“维护和平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的重要贡献.维和行动是联合国为了实现《联合国宪章》中“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宗旨采取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中国的外交目标和外交手段.本文通过介绍维和行动的基本概况和历史轨迹,安理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参与其中所采取的行动这一线索展开论述.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日常生活中的法初探——以交往行动理论为视角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社会哲学的元理论，为解释国家法之外的社会调控体系之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采取社会本位的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以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交往互动行为对日常生活中的法规范之形成的建构性意义。通过讨论“日常生活中的法”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过程，指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基础性调控作用。并结合中国法治社会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讨论了建构良性循环的“日常生活法体系”对形成健康平衡的社会秩序调控系统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指出交往互动行为和生活世界是哈氏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并结合案例，通过分析哈氏理论的贡献与不足，对建构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进行了理论铺垫。第二部分讨论了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的“EI常生活中的法”之形成与发展过程。首先，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法与“活法”的区别联系，把“日常生活中的法”定义为：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经由主体一致性同意而形成对彼此行为之稳定性预期，从而约束主体行为，具有连续性规范意义的行为准则。随后，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社会模拟理论”，分析了随着交往及交往扩大化，“日常生活中的法”吸收整合其他一般行为规范而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讨论了“日常生活中的法”的组成部分及其内部效力层级的划分。通过阐释“日常生活中的法”与“生活中的微观法律”、道德以及习惯法之间的关联性，将“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内部的效力层级划分及其运行、制裁机制呈现出来。同时指出，生活中的微观法律、社会道德规范和习惯法因为形成与运作方式的差别，其效力等级呈逐步递增状态。最后，本文从中国法治社会进程中遇到的困境出发，指出转型中国社会，同样遇到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无论是国家法体系，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只有充分恢复交往理性，重视法与社会生活的良性互动，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才能建构起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健康平衡的社会调控体系。     

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

直面全球化,中国法学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而非将之视为当然的事实与前设。经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才能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以及其背后的话语争夺、建构与视角转换问题,才能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全球化下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中国法学就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通过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中国法学才能够洞察“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强制性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据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持批判与反思,更要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既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所秉持的一种“中国观”,更是一种“世界观”。     

美国反恐自卫权理论之批判——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美国于 2 0 0 3年 3月 2 0日对伊拉克动武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反恐自卫权理论。美国在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时曾成功主张过这一理论。在 2 0 0 1年“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迅速宣布该次袭击已构成对美国的武装攻击 ,在根据情报将肇事元凶锁定为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后 ,援引《联合国宪章》第 5 1条关于自卫权的规定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发动了代号为“无限正义”的军事行动。笔者认为 ,“9.11恐怖袭击”能否构成宪章第 5 1条意义上的武装攻击值得怀疑 ,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实际上得到了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承认的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同意 ,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排除了美国干涉阿富汗内政的嫌疑 ,其完全可以在“根据同意的干预”之基础上使美国使用武力的行动合法化 ,而不用借助颇有争议的“自卫权理论” ,这样解释也符合安理会第 13 68号和 13 73号决议“依据宪章自卫”的要求。美国提出这一理论旨在支持其单边主义政策 ,为新干涉主义张目 ,为美国霸权下的“民主和平”充当工具。     

从区位论和社会区位思想到社会区位论——社会结构性质理论的发展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区位论和社会区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发现它们虽然源于不同的学科,但相互采借,相互影响,在“体系”、“区位”和“中心——边缘”等基本概念外延的扩展和内涵的抽象方面,逐渐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关于社会结构的区位性研究的统一理论——社会区位论。这一理论用以分析和表达社会结构性质,尤其是中国社合结构性质,将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工具。     

法治中国与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十大问题

学术界曾经热议的“宗教生态失衡”现象，是当代中国宗教的主要问题之一。表面上，这一问题源自于“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之间的竞争关系，但它实际上却是宗教信仰方式以及神人关系与社会结构间彼此互动机制的差异造成的。正是这些差异影响到了不同宗教及其信仰方式、不同信仰行动者的行为方式以及不同宗教的发展程度。以往学界基于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的概念之争、集中在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强弱大小之间宗教生态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掩盖了中国宗教信仰方式的社会本质。以法治化的处理方式来平衡或协调不同宗教间的互动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     

犯罪构成理论的课题

“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 ,实际上一个国家也不了解。”“因为不考察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 ,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1〕依照这一说法 ,如果只了解中国犯罪构成理论 ,实际上连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也不了解 ,因为不考察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其他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区别 ,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但是 ,在将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国外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比较时 ,有人会抱优越感 ,认为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完美无缺 ;有人会持自卑感 ,觉得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错漏百出。而要对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真实”的比较与“公正…     

利用话语：“感受公平正义”的二阶塑造机制——基于江歌案的多平台话语分析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论述,让挖掘“感知司法正义”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机制成为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从自下而上的向度出发,以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平正义感知的内在生成结构为分析主干,对江歌案的公共话语样本编码并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归纳出以“话语汲取”为中心的感知司法正义的二阶塑造机制,揭示其基础是以“利用话语”为行动模式的主体间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提出通过“有效宣称”构建“交往理性”这一打通感知司法正义最后一公里的可能路径。     

法律界权视野下的科斯定理:厘定、推进与不足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伦理和最优化理论,主流法经济学界视科斯定理为一种法律应促进和“模拟市场”的规范理论。但是回归科斯一以贯之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科斯定理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世界的法律界权理论。根据“模拟市场”理论,立法和司法均应以帕累托效率为目标促进和“模拟市场”;秉持法律界权理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确立以及效率如何仰...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元主义

法律社会学派认为法是由一组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构成的,不但包括国家法,还包括日常生活规则等等行为规范,即认为法律是多元的;同时认为法律是在人们法律观念支配下实施的社会行为,即认为法律是行动中的法。本文试图以法律社会学派理论为指导,从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过程来分析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元化现象实质。一、多元的法概念中国古代法观念包括“人情”、“天理”、“国法”三个部分。其中人情乃人之常情。天理乃“伦理纲常”。国法,即当权者制定的法律条文。在这三者中,以人情最重要,天理次之,国法排在最后。只有情理法结合起来,…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及其模式选择——兼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结构论点的学术介评

自１９９６年初中国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战略目标，并经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为“法治国家”的社会秩序模式之后，关于中国社会秩序到底选择何种模式结构又一度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和法学界的部分学者对作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法治国家”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不同认识上。本文在介绍了费孝通先生４０年代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礼治秩序”的观点之后，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结构进行了分析，概括为“多元混合秩序”结构，并评介了两种不同的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现实的认识。最后提出了作者关于“应然社会秩序”与“实然社会秩序”———这一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结构的认识方法和视角。     

二OO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部分重点项目

在2002年全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商务研究所宋玉华的“世界经济周期理论研究”;马列·社会的重点项目是国防大学姜汉斌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肖浩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     

冲突与融合: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的多元与趋同

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并极大的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形形色色的“法律全球化”理论纷纷出台,并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深入思考,广泛讨论。虽然国内学者对西方“法律全球化”理论反应各异,但主要可分两派,即“支持派”和“反对派”。“支持派”主要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为其逻辑起点。而“反对派”或依据国家主权理论,或     

信访潮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当代中国信访潮的出现是社会转型诱发城乡二元结构断裂、利益主体诉求多元以及社会矛盾激增的必然结果。信访量的急剧增加既无端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使社会治理模式与法治渐行渐远。信访“废除论”、“强化论”及“还原论”虽不乏合理因子，但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当下中国官民矛盾的乱局;信访“改造论”既坚守法治理想也顾全中国现实，是相对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信访底线作用的发挥，实际上是行政复议纠纷解决主果道地位修复、行政诉讼纠纷解决次果道地位巩固、行政调解纠纷解决分流功能激活的过程。信访潮的妥善消解，最终取决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曝光“8291”大案

从“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到“神舟5号”载人航天飞船，中国的航天事业引世界瞩目。然而，多年前一次运载火箭发射行动险遭夭折却鲜为人知，如今，这起惊天大案首次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谨以此文献给建国60周年！     

论西方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的包容性

近十几年来,西方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后,在研究方法上融合或缓解了"结构与行动"、"定性与定量"、"描述、解释与规范"、"多学科整合"等传统社会科学上的分歧和难题;在理论研究上与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治理理论和游戏生态学理论等社会理论的结合上也显示出很好的包容性。同时,基于政策网络的形成条件,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也能包容中国的公共政策经验。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和政策现象复杂性的差异,中国政策网络研究面临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以此为基础的探讨,对于中国政策网络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风险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民主的体制下应对新的社会风险,而不是通过扩张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对的国家权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社会风险”理论者看来,无限制扩充国家权力来抵御社会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刑法应对风险绝对不是通过确立风险刑法的模式来强调刑法的恐吓性。我国当前刑法理论所说的“风险社会”实际上不是“风险社会”论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而是通喻社会风险,有时还包括“人为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不能直接为风险刑法奠基。抽象危险犯本身作为一种立法拟制的结果,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适当的支撑;行为无价值理论更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与风险刑法的理论基础并不契合,无法在客观归责理论中获取共识。风险刑法的实质是刑法威吓作用在新时期的重新泛滥,是对合法性原则的突破。信守刑事政策和法治的底线、厘清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的关系才是根本出路。     

缄默知识视角下就业能力开发

缄默知识是一种重要的知识类型，它是关于如何去行动的知识，与人们所推崇的目标实现有关，并且这类知识需要通过个人亲身体验、实践和领悟来习得。就业能力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缄默知识集合，它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强烈的情境驱动性，且与成长体验关联较大。根据就业能力结构的内涵，就业能力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兼容度的培训、就业人格的培训和准职业形象的培训。在缄默知识的视角下，构建以“导师制”为核心，“虚拟现实技术”、“临床教学技术”为主要手段的三位一体的就业能力开发模式。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动力结构与历史分期

一、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 “现代化”是在50年代作为专门术语被以藤尼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者首先阐发出来的。后来的普林斯顿学派将之系统化为现代化理论。但时至今日有关现代化概念的界定却仍然众说纷纭。 罗荣渠先生将国内外学界有关现代化的说法梳理为四大类。笔者以之为基础对现代化概念作如下理解:(1)现代化是经济和技术落后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这个观点实际上等于“西化”。(2)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换句话     

民法的两种伦理正当性的模式——读徐涤宇《原因理论研究》

<正>一、生活世界与知识形态徐涤宇博士的《原因理论研究》一书是汉语法学著述中第一本以原因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在我看来,其首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系统地“填补”了中国民法学在原因理论上的知识缺漏,而在于它代表了推动中国民法学知识转型的一种努力。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催生了社会生活对法律规则的迫切需求。变化了的生活世界对法学提出的首要需求是尽快地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规则体系。这一需求在民事生活领域体现尤其明显。1992年以后,随着“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任务的提出,民法学界关注的中心基本上锁定在重要民事法律立法问题的研究上。先是《合同法》的起草,然后是《物权法》的起草和更加广泛的民法典的编纂。十多年来,立法论的研究,成为民法理论研究的绝对主流。同时,由于中国民法体系的继受法特征,立法论的研究范式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对国外法律制度的介绍以及对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