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一种衡量发展的新视角——评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

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在他的《吉檀迦利》中有首诗描述了这样一个彼岸世界:“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的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这首诗的意境和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所追求的意境不谋而合,因为它们同样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以自由看待发展》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本新著,该书是作者综合了他在经济学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卓越成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阿马蒂亚·森改变了传统理论中评价发展的尺度即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动得真情有好诗——敬读《桂海桑野·黄云诗词百首》

“学问为诗古亦讥，胸无学问更堪悲；要须尽入洪炉冶，动得真情有好诗。”这是黄云同志诗《无题一首》，深刻地阐述了做学问与写诗的区别和关联：那些经过千锤百炼、动真情的诗才是好诗。这首诗既是黄公的诗论，也是他的切身体会和写诗之道。诗如其人。正是凭着深厚的涵养、丰富的学识、高尚的追求和炽热的真情，黄公为社会和诗坛奉献了《桂海桑野·黄云诗词百首》一书。     

罗大佑的共性与个性

我知道罗大佑，大概是在1980年代中前期。那是一个台湾校园歌曲风靡全国的年代，他的《童年》随着《外婆的澎湖湾》、《踏着夕阳归去》、《橄榄树》、《乡间的小路》、《小雨中的回忆》等走进了我的视野。台湾校周歌曲以清纯、婉约、追求诗的意境见长，而《童年》在其中更显得独树一帜。     

探析《共产党宣言》中人的自由发展

《共产党宣言》问世一百多年来，它阐明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学习、发扬《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仍是我们应关注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建立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发展、共同富裕、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等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为根本利益，重视生产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才也纵横 泪也纵横——序《历代忧国忧民诗选》

中国有“诗国”的美称。诗歌起源之早，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湛，对社会生活影响之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诗经》的四言体和《楚辞》的骚体，汉魏六朝盛行的是乐府歌行和五言古诗，及至唐代则以五、七言律诗和绝句构成的近体诗著称，尔后的宋词、元曲，各领风骚并称雄一代，“五四”以来流行的是自由体新诗。几千年来诗歌传承发展，蔚为大观。仅《全唐诗》就收录诗近５万首，《全宋词》收录词作约２万首。至清末，见于各类书籍并流传至今的诗词有百万首之多。可谓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佳作如林。中国诗…     

海隔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从四首诗看台湾历史地位的变迁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历尽沧桑,几度沉浮。有四首诗,即郑成功的《复台》诗、康熙帝的《中秋日闻海上捷音》、刘永福的《别台》诗和余光     

丁耀亢《怀仙感遇赋》的文献价值和文学意义

《怀仙感遇赋》是清初诗人丁耀亢诗歌中很有特色的一首自传诗，也是其诗集《陆舫诗草》的压卷之作。这首诗既对了解丁耀亢54岁之前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又对探究丁耀亢诗歌创作的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论杜甫的三首同题诗《望岳》

杜甫一生写了三首《望岳》诗,这三首诗虽然是同一题目,但写于不同时期,描写的是三个不同的山岳:第一首《望岳》作于青年时期,描写的对象是东岳泰山；第二首是中年时期的作品,写西岳华山；第三首则作于晚年,望的是南岳衡山.这三首诗前后跨越了30年,诗人的人生和社会时世都发生了沧桑巨变,因此三首同题诗中也渗透着作者不同阶段的人生情怀和社会理想.     

胡应麟《诗薮》论《古诗十九首》及其批评史意义

"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是中古文学史上引起最广泛争议的一组诗,亦是明代复古派对汉魏古诗接受的热点。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基于自己的诗学主张,从文本分析和前人评价入手,对《十九首》的作者、《十九首》与魏诗的关系、《十九首》的拟作等都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其中"兴象"是其论《十九首》的主旨。胡氏的论述有得有失,但其观点对今人的研究不乏具有启示性意义。     

歌未竞，东方白——毛泽东在1964

【“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这一前所未有的版面安排，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     

《晏子春秋》引《诗》考论

《晏子春秋》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史籍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全书共引《诗》24次,引诗者多为晏子,兼有齐景公、叔向等人。晏子引《诗》主要是将《诗》作为论说礼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的依据,增强劝谏的说服力,可见《诗》在其中发挥着理论依据的功能。《晏子春秋》引《诗》,反映了春秋末期《诗》的流传与接受情况。晏子等人对《诗》的接受,主要代表了当时儒家以外的人对《诗》的接受和应用。     

含蓄隽永 构思独创——浅谈李商隐《夜雨寄北》

在学术界看来，李商隐《夜雨寄北》是极少有的几首明白直抒心境的诗作之一。和那些含蓄蕴藉、艰深晦涩的典雅之诗比较起来，李商隐的这类小诗，可算是包容着浓浓的“赤子之心”，自然而率真。同时它又着实是一首独特的诗，尽管它的内涵并无特殊之处，许多诗人也曾抒发过类似的乡思与离情，但它以其艺术的独创性在此类诗作中独领风骚。这首诗中深重的别愁以及不能如期的相聚的遗憾，因其传达出永恒的思念超出了具体的范围而具有了普遍性的价值。     

自由定义新说

王永昌在《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自由观》《人文杂志》第一期)一文中认为,并非所有遵循外在世界“必然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自由的活动;人的自由决不仅仅指向外在规律和服从外在的必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自由观的三重考察

《莱茵报》时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自由”无疑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自由观的部分认识有待澄清：误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误认为马克思此时仅仅追求新闻出版自由，误认为马克思此时仅仅希望通过理想立法来实现自由。这些有待澄清的认识往往忽视了“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一以贯之的物质关切与建构思考。马克思这一时期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已经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超越，他批判消极自由的狭隘性，初步显露出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提出“真正的自由主义”以彰显自己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区分；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涉及对物质利益的考察，初步构建了全新的权利-能力型自由，强调自由的实现能力与物质基础；最后他还呼吁善法的构建与法律承担者的责任，并开启了对社会改造的自由实现路径初步认知，开始向共产主义迈进。     

神龙见首不见尾（上）——领导者的城府解析

清时戏剧作家洪昇著述等身，除传奇名作《长生殿》外，还有多种传奇、杂剧和诗章，更有人甚至考证其为《红楼梦》原著者，曾雪芹只是“披阅增删”而已，这当然不是定论。他自凭学优才赡轻蔑他人诗作说：诗应如龙，而他人诗作无头无尾，连鳞、爪也没有，故非龙也非诗。当时有一个无名的小司寇（官职）却不买账，讥笑洪昇说：诗乃神龙，只能见其首而不见尾，有时在云中只露一爪一鳞，怎能见其全貌呢？后人就以“神龙见首不见尾”比喻有才能者往往行踪神秘，不轻易露出真相。     

《风骚旨格》与齐己的诗歌创作——诗格与诗歌创作的个案考察之一

对诗格著作个体在诗格中阐述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实践关系的探讨是探索诗格与诗歌创作关系的基础。本文以齐己为考察个案，通过《风骚旨格》“诗有三格”诗学思想的解析、《风骚旨格》引诗所见齐己的诗学追求、《风骚旨格》所见齐己的诗禅世界、诗艺的多方面探索与实践四个方面探索了《风骚旨格》与齐己诗歌创作的关系。     

论孔子对《诗》学礼化的开启

《诗》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学载体。作为儒家修身养性的经典教材，《诗》对礼的道德承载起于孔子。孔子是周礼的坚决维护者，他对《诗》的阐释一方面基于其“发乎于情”的文学特质，另一方面则基于《诗》中所蕴含的周礼精神。孔子在与弟子授诗、论诗的过程中，将《诗》之情自觉地引向“礼”之情，即通过对诗情的体味升华到对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不仅开启了中国《诗》学阐释的先河，同时也打开了两汉《诗》学礼化之通路。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绿在梅花山

诗人艾青在1938年写过一首诗《我爱这土地》。就是在这首诗里,结尾两句让众多文学青年倒背如流：     

战国时期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

战国时期非儒家的诸子各派都有各自不同的《诗》学思想和用《诗》态度。墨家将《诗》仅作为文献与史料,表现出理性的《诗》学观念;道家的《诗》学思想较复杂,他们追忆周代传统文化中的《诗》,而对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儒士和百家诸子的用《诗》则给以批判;法家对《诗》秉持直接反对和否定的态度;纵横家则表现出了明显地将《诗》作为格言警句来达到说服人主的功利心理。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诗经》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诗》学思想的分化状态,这也正是汉代学者在统一《诗》本、建立新的《诗》学体系上显得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