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历史进程中的私力合作兴衰与更新——对公力救济与当事人协定和解的历史解读

从刑事争端解决的历史传统、演进过程等角度,探究刑事和解的社会支撑力量及其产生动因,并肯定了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将对我国未来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刍议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刑事和解制度尚无明文规定,但该制度所独具的优势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认可,司法实践中也有了大胆的尝试。究其原因,就在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一定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借鉴各地试点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设置了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特别程序。但该程序使用范围过窄以及无法与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程序相衔接等缺陷而导致被架空。因此有必要从广义上去解释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把公诉案件和解、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都纳入到刑事和解之中,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框架之下,重构刑事和解制度,使刑事和解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协调衔接,有效融合,消除法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增加刑事和解的可适用性以指导司法实践。     

刑事和解的中国语境——从“枫桥经验”说开去

刑事和解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直传承下来，但却在重视正规化法制建设的今天受到了冷落。“枫桥经验”作为解放后政法战线的一个典型曾被推广，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但是仍有一些传统观念与现行体制阻碍了刑事和解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需通过考察域外的刑事和解来反思中国的刑事和解，并且置身于中国语境之中来加以进一步完善。     

从恢复性司法论我国“和解制度的刑事化”

“恢复性司法”是西方国家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它的价值在于通过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他主体之间积极主动的沟通和交流,让犯罪人有机会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尽快改过自新、融入社会,同时使得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有效的补偿,使被害人受犯罪影响的生活能够尽快地恢复常态,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借鉴其合理之处,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犯罪率激增,刑事案件逐年提升,重新犯罪率很高,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严峻的社会形势对传统诉讼模式的运行方式和效率都提出了挑战。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出现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体现了社会对多元价值的公正保障,为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提供了一条崭新的出路。     

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若干思考——从一案例解析谈起

刑事和解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举措,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有效探索,也是一项新型的司法制度。通过例举公安机关办理的一起适用刑事和解的普通伤害刑事案件可以明晰,在目前立法状态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时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刑事和解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能对刑事和解作出更为详细的公安机关操作指引并制定配套制度予以保障,刑事和解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就能进一步凸显。     

契约观：刑事和解的另一种解读

社会契约论预设了国家权力源于公民协商基础上的契约这样一个前提，作为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刑罚权也来源于个体权利的让渡。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存在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着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冲突关系。刑事和解制度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注重刑法领域中犯罪人与受害人冲突关系的调适，立足于从抽象的国家法益保护转向具体的被害人保护理念的转变，从满足社会“公意”的报应情感到关注被害人的实际利益，注重平复被损害的人际关系。     

被害人地位的转变——从传统诉讼到刑事和解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是一个消极的角色,附属于公诉机关,缺乏与其当事人称谓相当的诉讼权利,所以虽然其被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地位,但却在刑事诉讼中被冷落.在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中,这一弊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被害人成为刑事司法进程关注的重点,成为真正的刑事诉讼主体.这一角色和地位的转变,为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失,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关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刑事一体化的分析进路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宏大背景,刑事和解成为当下刑事法领域研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并且在司法实务中亦不乏有意的实践。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立基于刑事一体化的分析进路,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科学构建：刑法限定和解的范围;刑事诉讼法规范和解的程序。     

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确实是当前实务上和理论上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在刑事诉讼中搞和解,对我们传统诉讼制度、传统诉讼理论产生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国家的刑事和解是在中央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理论指导下,首先从地方、从基层检察机关试点搞起来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注意到关于刑事和解国外也有一些理论,比如恢复正义的理论、平衡理论还有叙说理论.     

现实与重构:“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

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和犯罪低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需要发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引入区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并构建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以和为贵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精髓,这种和理念更应贯穿于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个过程。     

从司法能动主义到司法自制主义——基于刑事和解客体的考察

刑事和解的客体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也是刑事和解的指针、确定相应的争议范围和设立相应救济措施的对象。刑事和解的客体包括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价值,从当事人的角度考察,在程序法维度上。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对象是自诉人的诉权和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不被追究;在实体法维度上,刑事和解的客体不能是被告人行为的质,而只能是量,具体就是被告人的刑事可罚,l生;在事实维度上,刑事和解的客体是当事人双方的生活秩序。通过刑事和解的客体考察,表达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的决定作用逐渐强化,而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权则呈现为适当退缩的趋势,反映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出现了从司法能动主义向司法自制主义转化的印迹。     

公诉调解的被害人主导地位——刑事和解模式的内在变化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基层司法机关得以充分实践。在检察环节,刑事和解从最初由公权力主导的私力合作模式逐步向由公权力引导而被害人主导的私利救济模式发展,其制度优势存续的同时,相继而来的是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冲击进一步加大,由此引发的刑事和解模式变化也必将对基层检察机关的诉讼过程形成新的挑战。     

问题与对策：“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和解协议的规制为视角

本文以对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实践中存在的刑事和解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率相对较低、适用程序不规范、和解方式单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介绍了针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刑事和解机构、刑事和解流程等进行的试点改革，并提出了对刑事和解进行规制的建议。     

刑事和解框架下新型“自告制度”之构建——从追问我国现行自诉制度存在必要性谈起

现行自诉制度弊端丛生,已背离其应有的制度价值和要义,几无存在必要性。对此,以"不告不侦、有告必侦"为内核的新型"自告制度"可取而代之,同时将保障被害人权益这一自诉制度的首要精神保留下来,在刑事和解框架下开启一套崭新的公诉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再探析——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析。“赔命价”制度是藏族独特的宗教、历史、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习惯法,其不可能予以简单的消除。在“赔命价”制度与法定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若欲既维护国家制定法的尊严又尊重民族习惯法,便需要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把“赔命价”习惯法纳入司法程序中来。     

私力救济的“合法性”探析——兼谈农村法治建设路径

私力救济对纠纷解决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法治发展史上公力救济以克服私力救济的不足为发展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私力救济的消亡,相反私立救济在农村被广泛运用。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明确的合法性。表现为程序上的正当性,形式上的合法性,道德上的可接受性。我们要正视它,发觉"合法性"背后蕴含着的民间法,吸收、引导并将其规范化,改变对农村法治的传统看法及建设路径。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能与不能”、“当或不当”之论争

民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大众诉求.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意越来越多地以“民愤”或“民怜”(亦称“民情”)的形式介入司法活动,这在一些影响性刑事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的“舆论杀人”、“媒介审判”只是一种表象.“民意”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是间接的,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方可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当前应协调司法与民意的...     

刑事证据庭前开示制度的“并行模式”探讨

在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庭前开示制度已被理论界和司法界所认同，但关于这个制度的运行模式仍存在分歧。根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建立起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并行的模式。同时，应广泛推行法律援助制度，设立举证期限制度．建立保护证人制度和制裁伪证制度等配套实施方法。